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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以色列军事审查机构禁止发表或删改
2025年，以色列军事审查机构禁止发表或删改了5000多篇新闻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交战期间，这种压制达到高峰。
去年，以色列军事审查机构平均每天叫停以色列媒体2篇报道，同时干预另外13篇报道的内容。这 使 2025年成为《+972杂志》15年来持续追踪以色列媒体审查情况以来，审查最严重的第二个年份，仅次于2024年。
根据《+972杂志》和“信息自由运动”依据信息公开申请获得的有限数据，军事审查机构——隶属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一个单位——去年要求对4974篇新闻报道进行删改。这一数字低于前一年的6265篇，但明显高于2011年至2023年间每年约2300篇的平均水平。
此外，审查机构还完全禁止753篇新闻报道发表，低于2024年创纪录的1635篇，但仍高于此前每年约320篇的平均值。总体来看，2025年，以色列军方平均每天阻止超过15条信息向公众公开。
根据以色列法律，媒体在发表涉及“安全”议题的
根据以色列法律，媒体在发表涉及“安全”议题的报道前，必须先提交军事审查机构审查。这一要求源于以色列建国后出台、至今仍然有效的“紧急状态条例”。2025年，媒体共向审查机构提交17176篇报道，而此前多年年均提交量不到12000篇，2024年则创下20770篇的历史最高纪录。
按规定，只有在报道发表“几乎可以确定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实际损害”时，审查机构才可介入。但在审查机构对“安全”的定义中，涉及范围极广，包括未公开的军火交易、行政拘留、情报活动、部队位置以及导弹打击目标等信息。
媒体也不得向受众披露审查机构是否介入过报道，以及介入到何种程度。电视新闻方面，审查机构代表常常直接在演播室内监督直播内容。
作为以色列军事情报体系的一部分，军事审查机构不受《信息自由法》约束。因此，它没有义务根据申请公开数据，而且几乎总是拒绝回应就具体信息提出的大多数询问。
即便是一些相当笼统、是否会危及国家安全都很值
即便是一些相当笼统、是否会危及国家安全都很值得怀疑的问题，今年也没有得到答复，包括：按媒体机构划分的干预情况、完全删禁与部分删改的一般理由分类，以及针对违反审查规定所采取执法措施的信息。
不过，自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今年的回复首次出现了两类新的媒体干预方式。审查机构披露，有1篇报道被“延迟发表”，另有92篇“退回未处理”。但它并未进一步说明这两类新分类的具体含义。
针对这一操作规模的询问，审查机构透露，2025年国家档案馆共提交3422份档案供审查，其中“绝大多数未经修改或删节即获批准”。至于更精确的信息，相关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数据显示，自10月7日以来，审查总体上有所加强，但干预最密集的时期出现在与伊朗交战期间。警方、市政稽查人员，有时还有平民，对有关伊朗导弹击中地点的报道实施了严厉限制，有时还会阻碍前线记者和摄影记者采访，尤其是阿拉伯记者和外国记者。
过去两年审查激增的两名主要负责人，分别是20
过去两年审查激增的两名主要负责人，分别是2025年4月前担任首席审查官的科比·曼德尔布利特，以及接替他的内塔内尔·库拉。两人都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的高级法律任命官员有亲属关系：曼德尔布利特是前总检察长阿维哈伊·曼德尔布利特的表亲，库拉则是以色列司法系统监察专员阿舍尔·库拉之子。
库拉接任首席审查官3个月后，媒体披露，他曾压下有关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之子在海外购买一处未公开住宅的报道。不过，这一消息最终还是见报了。
不过，去年也有一些媒体公然无视审查规定，尤其是在立场偏右的媒体中。民族主义倾向明显的14频道一再刊登敏感作战计划和军事情报工具，尽管安全官员认定这些内容已对国家安全造成“实际损害”，该频道却一次也未受处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主张限制该频道言论自由的，反而是以色列自由派，而不是借机放大反对整个审查制度的声音。
在当下这个跨越国界的数字新闻时代，连以色列记者自己也常通过外国媒体发表报道，以绕过审查制度。这个历史悠久的机构因此既反自由主义，也已经过时。
“在紧急时期，公众尤其需要获得有关审查机构活
“在紧急时期，公众尤其需要获得有关审查机构活动变化的可靠信息。”信息自由运动律师、管理学院学术研究学院信息自由诊所主任奥尔·萨丹表示，“虽然与去年相比略有下降，但很难不注意到，被对公众隐瞒的新闻报道数量正出现令人担忧的上升。”
他还说：“民主建立在政府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基础上，任何对此的侵犯，都是对民主的直接侵犯。”
不过，尽管军事审查构成了以色列新闻自由所遭遇的一种极端且特殊的打击，但这并不是以军对新闻自由最严重的侵害。自10月7日以来，在加沙、黎巴嫩、也门和伊朗，已有250多名记者遇害，其中一些人是被直接锁定打击，包括在“二次打击”空袭中遭袭。
以军仍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枪击、殴打和逮捕记者，并对被关押者施以酷刑，而且往往并不提出指控。在以色列境内，新一轮拟议立法正试图削弱以色列媒体的独立性，政府也继续试图控制媒体机构、扶植立场友好的记者，并打压其竞争对手。
因此，以色列在国际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持续下
因此，以色列在国际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持续下滑并不令人意外。它最近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16位，处境相当糟糕。
在以色列，记者总体上仍然可以自由讲述其认为最重要的故事，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这使得以色列最严重的审查，其实是自我审查。
正如同事塞巴斯蒂安·本·丹尼尔——笔名约翰·布朗——最近所展示的那样，以色列商业频道中规模最大、最受尊重的调查节目，由所谓自由派记者制作，但在过去两年半里，从未触及军方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政策。
这些节目也没有报道加沙数以万计儿童和其他无辜巴勒斯坦人被杀，没有报道对加沙整座城市的蓄意饥饿政策和毁灭，也没有报道以色列正在实施的众多其他战争罪行。这些都不是军事审查机构造成的，而是出于主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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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以色列军事审查机构禁止发表或删改
2025年，以色列军事审查机构禁止发表或删改了5000多篇新闻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交战期间，这种压制达到高峰。
去年，以色列军事审查机构平均每天叫停以色列媒体2篇报道，同时干预另外13篇报道的内容。这 使 2025年成为《+972杂志》15年来持续追踪以色列媒体审查情况以来，审查最严重的第二个年份，仅次于2024年。
根据《+972杂志》和“信息自由运动”依据信息公开申请获得的有限数据，军事审查机构——隶属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一个单位——去年要求对4974篇新闻报道进行删改。这一数字低于前一年的6265篇，但明显高于2011年至2023年间每年约2300篇的平均水平。
此外，审查机构还完全禁止753篇新闻报道发表，低于2024年创纪录的1635篇，但仍高于此前每年约320篇的平均值。总体来看，2025年，以色列军方平均每天阻止超过15条信息向公众公开。
根据以色列法律，媒体在发表涉及“安全”议题的
根据以色列法律，媒体在发表涉及“安全”议题的报道前，必须先提交军事审查机构审查。这一要求源于以色列建国后出台、至今仍然有效的“紧急状态条例”。2025年，媒体共向审查机构提交17176篇报道，而此前多年年均提交量不到12000篇，2024年则创下20770篇的历史最高纪录。
按规定，只有在报道发表“几乎可以确定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实际损害”时，审查机构才可介入。但在审查机构对“安全”的定义中，涉及范围极广，包括未公开的军火交易、行政拘留、情报活动、部队位置以及导弹打击目标等信息。
媒体也不得向受众披露审查机构是否介入过报道，以及介入到何种程度。电视新闻方面，审查机构代表常常直接在演播室内监督直播内容。
作为以色列军事情报体系的一部分，军事审查机构不受《信息自由法》约束。因此，它没有义务根据申请公开数据，而且几乎总是拒绝回应就具体信息提出的大多数询问。
即便是一些相当笼统、是否会危及国家安全都很值
即便是一些相当笼统、是否会危及国家安全都很值得怀疑的问题，今年也没有得到答复，包括：按媒体机构划分的干预情况、完全删禁与部分删改的一般理由分类，以及针对违反审查规定所采取执法措施的信息。
不过，自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今年的回复首次出现了两类新的媒体干预方式。审查机构披露，有1篇报道被“延迟发表”，另有92篇“退回未处理”。但它并未进一步说明这两类新分类的具体含义。
针对这一操作规模的询问，审查机构透露，2025年国家档案馆共提交3422份档案供审查，其中“绝大多数未经修改或删节即获批准”。至于更精确的信息，相关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数据显示，自10月7日以来，审查总体上有所加强，但干预最密集的时期出现在与伊朗交战期间。警方、市政稽查人员，有时还有平民，对有关伊朗导弹击中地点的报道实施了严厉限制，有时还会阻碍前线记者和摄影记者采访，尤其是阿拉伯记者和外国记者。
过去两年审查激增的两名主要负责人，分别是20
过去两年审查激增的两名主要负责人，分别是2025年4月前担任首席审查官的科比·曼德尔布利特，以及接替他的内塔内尔·库拉。两人都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的高级法律任命官员有亲属关系：曼德尔布利特是前总检察长阿维哈伊·曼德尔布利特的表亲，库拉则是以色列司法系统监察专员阿舍尔·库拉之子。
库拉接任首席审查官3个月后，媒体披露，他曾压下有关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之子在海外购买一处未公开住宅的报道。不过，这一消息最终还是见报了。
不过，去年也有一些媒体公然无视审查规定，尤其是在立场偏右的媒体中。民族主义倾向明显的14频道一再刊登敏感作战计划和军事情报工具，尽管安全官员认定这些内容已对国家安全造成“实际损害”，该频道却一次也未受处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主张限制该频道言论自由的，反而是以色列自由派，而不是借机放大反对整个审查制度的声音。
在当下这个跨越国界的数字新闻时代，连以色列记者自己也常通过外国媒体发表报道，以绕过审查制度。这个历史悠久的机构因此既反自由主义，也已经过时。
“在紧急时期，公众尤其需要获得有关审查机构活
“在紧急时期，公众尤其需要获得有关审查机构活动变化的可靠信息。”信息自由运动律师、管理学院学术研究学院信息自由诊所主任奥尔·萨丹表示，“虽然与去年相比略有下降，但很难不注意到，被对公众隐瞒的新闻报道数量正出现令人担忧的上升。”
他还说：“民主建立在政府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基础上，任何对此的侵犯，都是对民主的直接侵犯。”
不过，尽管军事审查构成了以色列新闻自由所遭遇的一种极端且特殊的打击，但这并不是以军对新闻自由最严重的侵害。自10月7日以来，在加沙、黎巴嫩、也门和伊朗，已有250多名记者遇害，其中一些人是被直接锁定打击，包括在“二次打击”空袭中遭袭。
以军仍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枪击、殴打和逮捕记者，并对被关押者施以酷刑，而且往往并不提出指控。在以色列境内，新一轮拟议立法正试图削弱以色列媒体的独立性，政府也继续试图控制媒体机构、扶植立场友好的记者，并打压其竞争对手。
因此，以色列在国际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持续下
因此，以色列在国际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持续下滑并不令人意外。它最近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16位，处境相当糟糕。
在以色列，记者总体上仍然可以自由讲述其认为最重要的故事，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这使得以色列最严重的审查，其实是自我审查。
正如同事塞巴斯蒂安·本·丹尼尔——笔名约翰·布朗——最近所展示的那样，以色列商业频道中规模最大、最受尊重的调查节目，由所谓自由派记者制作，但在过去两年半里，从未触及军方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政策。
这些节目也没有报道加沙数以万计儿童和其他无辜巴勒斯坦人被杀，没有报道对加沙整座城市的蓄意饥饿政策和毁灭，也没有报道以色列正在实施的众多其他战争罪行。这些都不是军事审查机构造成的，而是出于主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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