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穿普拉达的女王》横空出世，全球狂

20年前，《穿普拉达的女王》横空出世，全球狂揽3.26亿美元票房，56岁的梅姨更一举凭借“女魔头”米兰达一角拿下金球奖，焕发事业第二春。剧情讨论了初出茅庐的学生如何成长为一名职业女性这一与大众切身相关的议题，又加上了时尚养眼的变装元素，众多讨喜的素材凑在一起，使得《穿普拉达的女王》成为了千禧年小妞电影（chick flick）中的翘楚，至今在豆瓣都拥有8.2的高分。而今年4月续集《穿普拉达的女王2》在国内上映后，不仅票房腰斩，口碑也遭遇滑铁卢，豆瓣评分长期徘徊在6.5左右。

同样的卡司，同样时尚的服化道，前后差距何以如此巨大？本文认为，续作与前作之间的电影制作、剧本写作虽然略有差距，但实在罪不至此；导致前后口碑大相径庭的首要原因，还是观众观念与社会风气的变迁。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海报

一、千 禧 年的电影接受语境：经济腾飞期，第三波女 性 主义浪潮，工作 伦理 与消费主义

谈论续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前作的社会传播

谈论续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前作的社会传播与接受语境。2004年，也就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上映之前的两年，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女孩梦三十》也讲述了一名杂志女主编的故事：

13岁的女孩吉纳由于青春期的烦恼，许愿自己提前变成大人。于是在梦中，吉纳穿越到了30岁，成了一名千禧年间时尚杂志的编辑。

千禧年间的纸媒风头无两，吉纳身为主编，既掌控着舆论风向和话语权，也享受着主编带来的高薪收入，住着市中心的高档公寓，衣着时尚有品位，闲暇之余不是和朋友约饭就是约会男友，对当下满意，对未来充满期望。

电影的剧情设定现在看来难免令人感到诧异——30岁不意味着中年危机，反而是年少所竭力期许的未来，这在21世纪的第三个高度焦虑十年已经变成了一种陌生的社会时钟景观。尽管随着剧情进展，女主吉纳意识到大人世界有很多勾心斗角的不美好，但千禧年对30岁上下都市职业女性的未来展望依然是当代简中“35岁危机”或者西方“AI裁员失业危机”语境下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千禧年的好莱坞小妞电影拥有一种由经济高速增长

千禧年的好莱坞小妞电影拥有一种由经济高速增长期支撑起的乐观：克林顿任期内，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美国经济于90年代重新实现了腾飞；伴随冷战结束，美国既获得了巨大的文化自信，又开启了全球化的浪潮。90年代至2008年的经济繁荣期正好又与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相重合，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不再关注诸如机构和体制改革之类的宏大政治图景，而是聚焦于个体；反对受害者叙事，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个人选择，认为每一位女性都是经济体中的独立行动者，不断为自己谋求最大化的利益，主要诉求是女性个体在经济上的成功以及人生上的幸福。

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海报

如此时代背景下，聚焦于都市职业女性如何追寻人生幸福的影视作品在大洋两岸如雨后春笋一般浮现出来：1998年的《欲望都市》讲述了4名30到40岁的纽约职业作家、律师、公关的姐妹情、职场和约会生活；2000年的《特工佳丽》把目光对准了联邦女探员，以喜剧的形式讲述她如何平衡FBI工作与女性气质；2001年的《律政俏佳人》聚焦于一直被外人误以为是花瓶的金发美女被甩之后，发奋学习进入哈佛法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律师的转变；同年，在大西洋的另一侧，《BJ单身日记》上映后，英国人开始讨论一位微胖的电视台研究员在休·格兰特和达西先生之间的择偶规划；2004年的《女孩梦三十》与2006年的《穿普拉达的女王》把灯光给了杂志女主编，看她们如何在时尚界呼风唤雨……小妞电影的风潮传入大陆后，趁着大陆经济腾飞的东风，又影响了《杜拉拉升职记》（2010）等女性主角电影。

换而言之，《穿普拉达的女王》于2006年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现象级成功，并非独立的文化成就，它更像是千禧年小妞电影热潮漫长谱系上的一员，一场由经济增长和社会思潮演变支撑起的个人英雄式的美国梦、英国梦：不管女性还是男性，都要埋头努力工作，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收获高薪，利用高薪进行消费，管理自我形象、购买商品传递个人品味，顺道收获爱情与幸福生活。

电影《女孩梦三十》剧照

电影《女孩梦三十》剧照

这场上升期之梦盛行消费文化。《穿普拉达的女王》和《女孩梦三十》都花大量篇幅描写了奢侈品消费、时尚单品、美妆、高级公寓，把米兰达和吉纳塑造成可供欣羡的都市丽人，女强人模板。这既根植于电影作为梦工厂对视觉刺激（光鲜亮丽）永无止境的需求，诉诸观众的慕强心理、增加作品爽点，也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过度生产的产能需要过度消费来消耗。

而千禧年的发展预期也确实支撑得起这样高收入、高消费的物质允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自不必说，各位有目共睹；而千禧年间的美国，纸媒杂志是各大品牌争相拉拢的对象，像《穿普拉达的女王》中所描绘的那样，杂志主编可以无偿获得许多大牌赠送的奢侈品样品，不仅如此，电影中没有描绘的是，杂志社本身为了造梦，甚至也为旗下各位主编雇员提供无息贷款，让她们低成本购置豪宅豪车，跻身上流社会之列。即便在2008年次贷危机、2010至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结束了美国9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后，美国基本生活质量也属尚可，新冠疫情导致物价飞涨之前，非东西两岸非大城市，一份正常的全职工作，朝九晚五，就可以租得起一间公寓，负担养车费用，生活日常必需品免消费税，如果不生病不出意外，还能有所储蓄，丁克家庭有双份收入应当还更宽裕一些。可以说，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工作确确实实曾担当着通向美好生活的基石。

当整个社会都确信奋斗与回报的关系时，《穿普拉达的女王》等小妞电影自然而然地认同千禧年间的工作伦理：当米兰达在电影中面临第二任丈夫闹离婚的公关和情感危机时，女主安迪同情地询问有没有什么她能帮忙的地方，米兰达冷静地回答，有，做好你自己的工作。而在电影结尾，女主安迪离开尔虞我诈的时尚行业，也并非为了挽回男友，而是奔向了心之所向的新闻报业，完成自己成为记者报道真相、讲述有意义的故事的梦想。对米兰达和安迪等人来说，工作不仅仅代表着谋生的方式，更是自我实现的主要乃至唯一途径——每个人通过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获得他人的尊重、构建人脉关系网，享受职业带来的文化资本，因此要对工作全力以赴。

她们身上展现着鲍曼和韩炳哲等左派所定义的“工

她们身上展现着鲍曼和韩炳哲等左派所定义的“工作伦理”：即西方在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工作即正义”观，工作成了组织个人日常生活、通勤住宿、时间管理、休闲消费的核心要素，是个体身份和自我价值感的来源。

这种工作伦理在经济繁荣期看来是可行的，因为工作带来的预期回报远超个体付出的艰辛，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放缓和社会流动性的降低，过度投入工作的边际效益早已开始递减。996重压之下感到疲惫不堪的倦怠社会，更喜欢讨论的是“反正也买不起房，如何实现工作生活平衡”“如何避免过劳死”“如何躺平”，而非“如何成为爱加班的工贼”。

时代风气的变化也影响到了我们对特定内容的反应。

重看《穿普拉达的女王》时，笔者发现了当年不曾留意到、但如今愈发难以忍受的工作中心论：安迪作为个人助理，要全天候为老板米兰达待命，晚上和好不容易从外州赶来的父亲吃饭时，米兰达一个电话打过来，安迪就要放下和亲人团聚的时间为米兰达处理个人问题，这些个人诉求有些极其不合理，比如要求获得未经发表的《哈利·波特》甚至包含了侵犯他人版权或者泄露商业秘密的不合规因素。而当她向同事抱怨自己个人时间被工作侵占完了时，同事奈吉尔所提供的唯一安慰是：“当你的个人生活变得一团糟时，你的工作就有起色了。”

工作伦理规训下，别说个人生活，就算是个体存在

工作伦理规训下，别说个人生活，就算是个体存在的根本前提：身体健康，都要为工作让步：女主安迪的前辈同事艾米丽为了杂志社举办的盛会的体面疯狂节食，结果免疫力下降得了流感，不仅要发烧流涕时继续工作，还要把盛会上露脸的机会让给更健康的安迪；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由于接工作的电话分神，艾米丽被车撞伤，被送往医院处理骨折，却得知老板米兰达早已将她从巴黎时装周的随行人员中替换下来。她辛辛苦苦为了工作牺牲了个体健康，获得的却是弃子的待遇，这剧情和过去十年中发生的“员工患重疾大厂在医疗期结束后裁员遇官司”种种新闻对读，不得不令打工人心有戚戚焉。

可以说，《穿普拉达的女王》如果是在“工作未必带来经历、但肯定会带来病历”的今天上映，等待它的绝不会是8.2分的如潮好评，大概率是满屏打工人的怒骂。众人共情的也不会是成长中的安迪或呼风唤雨的女魔头，而是那个为了工作节食得流感、被车撞骨折还甘当弃子的配角艾米丽。

换而言之，观众对前作不加审视的赞誉，不过是千禧年经济繁荣与社会思潮对工作过度赋魅的结果。那时的好莱坞用奢侈品、高级公寓和都市丽人的光鲜，编造了一个时代的美梦：只要你足够努力、甘愿承受规训，系统就会公平地奖赏你的付出。这个美梦是如此诱人，以至于人们甚至甘愿主动让渡身体健康与个人生活，去完成一场服务于工作伦理的自我剥削。然而，随着时代的红利退潮，这个由高增长支撑起的个人英雄主义神话，终究在二十年后被无情戳破。

二、续作，娜拉出走之后：当工作伦理破产后，职业女性去向何方？

笔者断言，《穿普拉达的女王2》这一续作遭遇滑

笔者断言，《穿普拉达的女王2》这一续作遭遇滑铁卢的核心原因，是它在工作没法为观众提供爽感的当下，依然为工作打硬广。

前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女魔头”米兰达是值得仰慕与欣羡的职业终点：她虽然是一位有毒的老板，不尊重下属，天天把大衣和包往助理脸上摔，但她拥有的一切权力、金钱和物质仍然令人心向往之，毕竟谁会不喜欢偶尔带入一下霸道女总裁的视角对别人呼来喝去呢？

前作中，女主面前摆着两条可行性都非常高的职业路径：一条是忍受在米兰达手下非人的工作待遇最终成为米兰达，一条则是抛弃时尚圈奔向严肃新闻。两个结果都十分值得期待。女主大部分时间在尝试第一条路径并且工作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在结尾奔赴第二条道路时，一则成全了自己的良心，二则新闻行业那时也正如日中天，是朝阳产业，选择任何一条职业道路都有光明的未来。

而在续作中，安迪仍然面对同样的两条职业道路，但此时的光景却又大不相同了：在HR严查职场霸凌的风气下，米兰达从霸道女总裁变成了每天都要自己给自己挂大衣、稍微疾言厉色便会被助理出言提醒的老古董，而纸媒也早已日薄西山，杂志影响力大不如前，一向高傲的她如今也要时时向赞助商低头，乙里乙气；安迪所在的新闻行业更是被遍地开花的自媒体挤占了大半壁江山，她所在的部门更是由于AI降本增效被整体裁员了。为米兰达工作并成为米兰达没有什么吸引力，写严肃长文也没什么前景。

安妮·海瑟薇在续作中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上下奔

安妮·海瑟薇在续作中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上下奔走了120分钟，大部分时间都只是拯救这份快要死了的狗屁工作或者拯救那份快要死了的狗屁工作，费力不讨好。

甚至编剧自己也知道电影本身描绘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狗屁工作：安迪在与如今转行做奢侈品零售的店长艾米丽的交谈中得知，奢侈品零售之所以成为时尚界唯一一个营利部门，全靠包装与营销话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间，品牌靠可辨识的商标、身份地位标榜等广告话术把轻奢产品推广到家家户户，如今就连中西部小镇的家庭主妇也要买一个3000美元的包包支撑门面。安迪点头问，所以你们的工作是，为能掏出3000美元的家庭创造一个他们根本不需要的需求？艾米丽沉默不语。

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了20年后，安迪明白社会中大部分赚钱的工作本质都是销售，而销售的本质又是为人们创造他们不需要的需求，成为消费主义的帮凶，为产能过剩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新的倾销市场。这些狗屁工作没什么意义，更谈不上自我实现，只是一种糊口的手段，可是就连金钱上的报酬，也随着经济危机、工资停滞、通货膨胀和AI导致的劳动贬值而越来越少了。

当工作伦理幻灭后，安迪为什么还要坚持工作？如果完成主线任务的激励根本不值一提，那么主角的行为动机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观众一边观看一边迷惑不解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在回报与付出不成正比的当下，我们有权利对工作伦理说不吗？

对这个问题，流行文化中的左派、右派都有过很生

对这个问题，流行文化中的左派、右派都有过很生动的探讨。

让我们把目光回调到与千禧年小妞电影热相始终的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对个人选择和成功的强调，在2010年前后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新自由女性主义。它以2013年桑德伯格的《Lean In》为代表，号召女性在职场更进一步，打破性别天花板，进入领导层，实现职业和人生的成功。新自由女性主义对结构性不平等避而不谈，强调女性个体的选择、努力和成功意愿，引领了一代女老板（girl boss）的风潮，可以说成了千禧年小妞电影工作伦理的加强版。但这一趋势近几年遭遇了很强的回潮，右派和左派对新自由女性主义的批判大致如下：

Estee Williams（左）和 Hannahlee Yoder（中）是两位传统妇女。麦迪逊·达斯特鲁普（Madison Dastrup）（右）曾自称为 tradwife 内容创作者。

右派从工作稳定性出发，批判资本主义企业唯利是图，号召女性回归家庭。右派在各大媒体常见说辞一般为，开篇，引用大企业降本增效中的裁员悲惨故事，指出企业为了最大化利润和生产力，经常任意裁掉几十年的老员工、因病生产力降低的员工，根本不顾员工自身的福祉，对于企业来说，员工不过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耗材，因此职场根本不值得投资。然后，把笔锋转向家庭，指出家庭是爱的场所，孩子需要母亲的爱，也会回馈给母亲无条件的爱与信赖。与其把精力投入根本不在乎你个人幸福的企业，不如投资给爱你的家庭。右派这一套说辞在2020年又在社交媒体上演化为了行为表演艺术“传统贤妻（tradwife）”潮，一群妆容精致的自媒体创作者展示自己带娃做家务的完美主妇生活，尽管搞笑的是这些账号背后往往都有MCN团队经营，而每个所谓的家庭主妇线下都是管理着个人助理、化妆师、孩子保姆的女老板和拥有一份全职自媒体工作的博主。

左派的批判是去性别化的，针对工作伦理本身，从

左派的批判是去性别化的，针对工作伦理本身，从而也避免了右派尴尬的逻辑硬伤——如果员工是耗材意味着职场完全不值得投资，如果家庭真是爱的场所，那么为什么不号召男性也回归家庭，避免个人健康损耗，让孩子也同时拥有父爱呢？

言归正传，左派一众对工作伦理的批判中，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是最绕不开的作品。鲍曼认为工作即正义的伦理观是英国工业革命后为了把广大农民、自给自足的手艺人赶到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而发明的文化，当个人评价、自尊、社会地位与工作和收入挂钩后，工人更难脱离雇佣关系，更容易被工厂管理；工作伦理也将贫穷从一种社会问题降格为个人品格的失败，即一个工人的贫穷不是由于剥削而是由于当事人的懒惰，“谁让他不愿意努力工作”，从而使既得利益阶层隐身，免于负担剥削他人剩余价值的罪责。左派的批判很犀利，短处也很明显，即擅长解构不擅长建构，擅长形而上学不擅长落地实践，比如为了代替工作伦理，韩炳哲将无所事事的闲暇提升为一种崇高美德，这一美德彰显着信息时代个人对工作和生产无孔不入的拒绝；《对工作说不》的作者从意识形态层面拒绝工作对个人生活的殖民，批判职业成功学所要求的自我剥削。当这些形而上学的思辨完成之后，我们依然要回答，不参与社会生产后，人们究竟要干些什么？左派往往诉诸回归社群、增强人与人的连结等语焉不详的套话，在私有制核心家庭主导的当下，这套话语往往又容易被浪漫主义和家庭所劫持和征用。

尽管笔者本人不同意左派和右派提出的解法，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左派和右派对新自由女性主义和小妞电影中的工作伦理的批判有一定道理。学者希拉里·雷德纳在《新女性主义电影：少女电影、小妞电影和消费文化 （Neo-Feminist Cinema: Girly Films, Chick Flicks, and Consumer Culture）》中精辟提点道：“尽管新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父权结构，它的反抗仍是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的（Though neo-feminism can be said to challenge patriarchal structures, it does so in the name of capitalism）。”换而言之，新自由女性主义对事业和个人努力的强调，忽视了结构不平等，潜在承认并内化了对工人的压迫、合理化了工人为了保持就业力而进行的自我剥削，从而削弱了女性劳工的福祉。

举一个很简单的叙事对比例子，面对居里夫人这样的科学家，类似Lean In的新自由女性主义或许会讲述这样的故事：

那个由男性科学家占主导的时代里，玛丽·居里凭

那个由男性科学家占主导的时代里，玛丽·居里凭借一己之力连拿两次诺贝尔奖，打破了科研界的性别天花板！为了提炼放射性元素，她撸起袖子，没日没夜在简陋的棚子里熬制成吨的沥青。一战爆发时，玛丽更是变身战场上的白衣英雄，亲自开着X射线医疗车奔赴前线救死扶伤。她用行动证明：只要女性足够渴望成功、足够拼搏，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而以劳工福祉为关切重心的左派可能会讲这样的故事：

在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中，学术民工的血肉是最容易被榨取的。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长期让位于追寻真理的理想、经费和材料限制、论文发表等更具有优先级的事项。比如玛丽·居里，由于长期暴露于含有放射性元素的沥青原材料中，加之无防护操作X射线机器，辐射导致她早早患上白内障，最终又患上了血癌，因白血病去世。

这两种叙事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放在一起对读，新自由女性主义叙事遮蔽的内容也昭然若揭：工作伦理是有代价的，工作既消耗了个人不可再生的时间，也损耗个人健康。如果问一个女生“你想不想当居里夫人”，大多人出于对女性模范的仰望，会表示愿意；但如果换一个问法，问“你愿不愿意为了得诺贝尔奖而患上白血病”，我想，至少有一部分只想过平静日子的人是会有所犹豫的。新自由女性主义用赋权和自我实现的叙事浪漫化了参与社会生产和知识生产的成本与代价，从而剥夺了一部分人的知情权，她们在初次接触工作伦理的工伤风险时产生的幻灭与被背叛感也是可想而知的。

工作对健康的损耗还会和固有的性别不平等融合，

工作对健康的损耗还会和固有的性别不平等融合，产生对女性劳工更不利的后果：职业女性更容易因加班而承担额外的健康风险。2016年美国有一项长达32年的健康追踪显示，如果男性一周加班时间处于1-10小时的区间，患心脏病、慢性肺病、抑郁症的风险较低，而女性在同样加班时长下，心脏病、癌症及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发作概率会显著上升。因为女性除了承担同样时长的有报酬劳动以外，在家还要从事更长时间的无报酬劳动，包括家务、育幼和养老照护。Our world in Data全球平均数据显示，女性每天花在无报酬劳动上的时间在3到6个小时之间，而男性为30分钟到2个小时，也就是说，同样参与40小时工作制，女性实际每周的总劳动时长达到了60-80小时左右（相比之下企业996工时为72小时/周），而1930年国际劳动组织规定每个人每周工作时长不得超过48小时，超过了便会影响健康。

也就是说，一味号召女性投入社会生产，却不改革再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依然让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无薪劳动，只会把更多女性长期置于过劳死的风险之中。就像《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加入有偿劳动力大军，男人的无偿劳动并没有相应增加：只是女人的总工作时间增加了而已。”无怪乎美国脱口秀演员黄阿丽在度过了几年一边全力经营喜剧职业、成为百万富豪，一边生育两个女儿全力教养的生活后精疲力竭，她以玩笑的口吻、反讽的形式对新自由女性主义又要女人主外又要女人主内的分工提出了批判：“我不想要奋斗，我只想躺下（I don't wanna lean in, I just wanna lie down）”。

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穿普拉达的女王2》的遇冷归根结底是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无视结构不平等、片面强调努力工作、热情消费、提升自我然后静待生活和市场公平地给予当事个体以奖赏，这样的正义世界假设早就在就业市场的反复无常和令人倦怠的家庭生活中被消磨殆尽了。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2》剧照

但笔者还想强调：尽管工作伦理破灭、尽管左派和

但笔者还想强调：尽管工作伦理破灭、尽管左派和右派对新自由女性主义的批判不无道理，但《穿普拉达的女王2》中一众中年女主角对工作的坚守仍有意义。

问题出在美化家庭生活上：左派和右派在批判工作伦理对个人的损害时，往往为了和现代大企业的冷酷无情形成对照，以一种怀旧的玫瑰滤镜，将人与人的连结美化，尤其右派喜欢把家庭成员之间的连接神圣化，把家庭塑造成一个和谐的充满爱的场所。这种保守的怀旧叙事显然更有害、更具有误导性。

家庭绝非和谐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利益博弈、资源和劳动力分配的最小单位。哪怕是在最基本生物学层面，家庭中也充斥着博弈：比如今年3月刚逝世的哈佛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早在1974年就提出“亲子冲突理论（Parent-Offspring Conflict）”，他指出亲代与子代之间并非完全的利益一致。每个孩子在抚养过程中都希望从双亲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而双亲的诉求则是在不影响自己生存的同时将资源公平分配给所有孩子。孩子获得的越多，母亲就会越辛苦。比如在基因组印记研究中，人的母源基因倾向于尽可能保留母体的生存和繁衍能力，而父源基因则倾向于为胎儿从母体攫取更多资源，母源效应基因会导致自然流产、葡萄胎等现象，而父源表达的基因（如Igf2）可以使母体出现胰岛素抵抗，从而帮胎儿从母体汲取更多的糖分，造成妊娠糖尿病等诸多孕期并发症。可以说，每一个成功存活的后代都是这场精妙亲子博弈的结果。更不用说家庭在资源、劳动力分配中的作用了，谁能从事无薪劳动，谁能从事有报酬的劳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谁先受教育谁牺牲，谁继承不动产谁继承动产，全都是利益冲突。

人际即政治。让女性为了回避职场冷酷无情的利益博弈而回归家庭，或者回归人际关系，回归的也只是以爱为名遮掩的利益博弈关系。任何诚实的人都不应该也不能够建议别人用一种剥削逃离另一种剥削。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当这也破产那也幻灭时，那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当这也破产那也幻灭时，那人们还能怎么办呢？

《穿普拉达的女王2》给出的解法是女性保留对社会生产的参与，并在再生产分工没有改善时，通过科技手段暂时悬置再生产：虽然《天桥》杂志今不如昔，但安迪依然继续写文、采访、做主编，掌控她能掌控的话语权，并且长期保持单身，使用冻卵技术，保存生育力，有了男友后不同居，两人仅保持情感陪伴；米兰达也表示，她允许安迪为自己出书，声明工作的负面影响——使自己和家人聚少离多，但这并不会改变这些年来她真的好爱工作的事实，安迪与米兰达二人和解。两人在工作的过程中还认识并采访了刘玉玲所扮演的新一代女富豪，并让这位有品位、有道德、教授出身的女富豪出资拯救了《天桥》杂志。我想，这部续作或许是在说，虽然工作可能是狗屁工作，虽然胜利只是暂时的，纸媒的前途还是很昏暗，员工还是可能被AI取代，但至少在当下，我们可以享受工作的过程，并在工作中收获一些理解与友谊。就连一直在脱口秀中嚷嚷着不想在职场Lean In的黄阿丽，也并没有结束脱口秀生涯，她最终的选择是和丈夫离婚，离开了剥削她自身无薪劳动的婚姻制度。

这个解法当然不完美，但在工作依然是组织一切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的当下，在另一种可能仍难以想象和落地时，这是人们有且仅有的牌。而有时候，留在桌上继续打牌比单纯赢得某一局更重要。

结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笔者观看完《穿普拉达的女王2》后的第二天，读

笔者观看完《穿普拉达的女王2》后的第二天，读到了关于主演安妮·海瑟薇一则新闻：

安妮·海瑟薇即将担任一部电影《Yesteryear》的制片人和主演，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在社交媒体上向少女们贩售家庭主妇田园牧歌式怀旧美学的娇妻网红，突然穿越到了19世纪中叶，成了一名真正的家庭主妇的故事。在21世纪，娇妻网红过着由帮工替自己干农活、保姆替自己带娃的生活，所以她可以在镜头前全职扮演娇妻网红的角色，任意宣扬农场家庭生活的好处；但穿越到19世纪后，她当真要开始自己干活，才发现从头开始打发黄油需要一整天，在没有洗衣机的情况下手洗棉布衣物不仅费时费力还会让双手皲裂，就没有一件家务是田园牧歌式的！忍无可忍的娇妻网红终于明白，劳动——特别是无薪劳动——就不可能是浪漫的。

安妮·海瑟薇是原著小说的早期读者，她本人在推动这部“反娇妻文学”影视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穿普拉达的女王2》中的立场一致，安妮·海瑟薇等中年女演员，对Z世代所沉迷的传统娇妻潮的怀旧浪漫滤镜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和反对。电影指出，面对经济下行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通过怀旧来建立安全感，而社交媒体为了迎合观众情绪又放大了对旧日的包装，让人误以为有什么“黄金时代”，但劳动、压迫与剥削从来不值得浪漫化，躲在怀旧建立起的虚假安全感中以地事秦，无益于塑造新现实。

这是一种和世界充分碰撞后担当起中流砥柱的现实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神话和工作伦理双双破灭的今天，人

在新自由主义神话和工作伦理双双破灭的今天，人到中年的安迪们终于看清了真相：工作不生产终极意义，也无法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甚至随时在损耗我们的健康；但与此同时，浪漫化的家庭生活也绝非可以安放灵魂的避风港。

加班未必有前途，当娇妻更是陷阱重重。面对这场前有强敌，后无退路的现代困局，这一代中年女性不愿再重复千禧年间高亢的成功学口号，但在剥离了一切幻觉后的冷眼中，竟也不愿放弃对阵地的坚守。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既然生活的底牌已经掀开，那便不再躲藏于旧日被营造出的安全幻象中，也不再被未来未知的巨大系统所吓倒。以自己能承受的步调，留在牌桌上，继续走下去。

这是一种更具韧性的姿态一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中女的战斗从未停止，只是这一次，她们不再用自己的生活为任何宏大叙事增添注脚，她们战斗，仅仅为了握紧自己手中有且只有的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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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穿普拉达的女王》横空出世，全球狂

20年前，《穿普拉达的女王》横空出世，全球狂揽3.26亿美元票房，56岁的梅姨更一举凭借“女魔头”米兰达一角拿下金球奖，焕发事业第二春。剧情讨论了初出茅庐的学生如何成长为一名职业女性这一与大众切身相关的议题，又加上了时尚养眼的变装元素，众多讨喜的素材凑在一起，使得《穿普拉达的女王》成为了千禧年小妞电影（chick flick）中的翘楚，至今在豆瓣都拥有8.2的高分。而今年4月续集《穿普拉达的女王2》在国内上映后，不仅票房腰斩，口碑也遭遇滑铁卢，豆瓣评分长期徘徊在6.5左右。

同样的卡司，同样时尚的服化道，前后差距何以如此巨大？本文认为，续作与前作之间的电影制作、剧本写作虽然略有差距，但实在罪不至此；导致前后口碑大相径庭的首要原因，还是观众观念与社会风气的变迁。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海报

一、千 禧 年的电影接受语境：经济腾飞期，第三波女 性 主义浪潮，工作 伦理 与消费主义

谈论续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前作的社会传播

谈论续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前作的社会传播与接受语境。2004年，也就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上映之前的两年，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女孩梦三十》也讲述了一名杂志女主编的故事：

13岁的女孩吉纳由于青春期的烦恼，许愿自己提前变成大人。于是在梦中，吉纳穿越到了30岁，成了一名千禧年间时尚杂志的编辑。

千禧年间的纸媒风头无两，吉纳身为主编，既掌控着舆论风向和话语权，也享受着主编带来的高薪收入，住着市中心的高档公寓，衣着时尚有品位，闲暇之余不是和朋友约饭就是约会男友，对当下满意，对未来充满期望。

电影的剧情设定现在看来难免令人感到诧异——30岁不意味着中年危机，反而是年少所竭力期许的未来，这在21世纪的第三个高度焦虑十年已经变成了一种陌生的社会时钟景观。尽管随着剧情进展，女主吉纳意识到大人世界有很多勾心斗角的不美好，但千禧年对30岁上下都市职业女性的未来展望依然是当代简中“35岁危机”或者西方“AI裁员失业危机”语境下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千禧年的好莱坞小妞电影拥有一种由经济高速增长

千禧年的好莱坞小妞电影拥有一种由经济高速增长期支撑起的乐观：克林顿任期内，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美国经济于90年代重新实现了腾飞；伴随冷战结束，美国既获得了巨大的文化自信，又开启了全球化的浪潮。90年代至2008年的经济繁荣期正好又与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相重合，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不再关注诸如机构和体制改革之类的宏大政治图景，而是聚焦于个体；反对受害者叙事，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个人选择，认为每一位女性都是经济体中的独立行动者，不断为自己谋求最大化的利益，主要诉求是女性个体在经济上的成功以及人生上的幸福。

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海报

如此时代背景下，聚焦于都市职业女性如何追寻人生幸福的影视作品在大洋两岸如雨后春笋一般浮现出来：1998年的《欲望都市》讲述了4名30到40岁的纽约职业作家、律师、公关的姐妹情、职场和约会生活；2000年的《特工佳丽》把目光对准了联邦女探员，以喜剧的形式讲述她如何平衡FBI工作与女性气质；2001年的《律政俏佳人》聚焦于一直被外人误以为是花瓶的金发美女被甩之后，发奋学习进入哈佛法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律师的转变；同年，在大西洋的另一侧，《BJ单身日记》上映后，英国人开始讨论一位微胖的电视台研究员在休·格兰特和达西先生之间的择偶规划；2004年的《女孩梦三十》与2006年的《穿普拉达的女王》把灯光给了杂志女主编，看她们如何在时尚界呼风唤雨……小妞电影的风潮传入大陆后，趁着大陆经济腾飞的东风，又影响了《杜拉拉升职记》（2010）等女性主角电影。

换而言之，《穿普拉达的女王》于2006年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现象级成功，并非独立的文化成就，它更像是千禧年小妞电影热潮漫长谱系上的一员，一场由经济增长和社会思潮演变支撑起的个人英雄式的美国梦、英国梦：不管女性还是男性，都要埋头努力工作，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收获高薪，利用高薪进行消费，管理自我形象、购买商品传递个人品味，顺道收获爱情与幸福生活。

电影《女孩梦三十》剧照

电影《女孩梦三十》剧照

这场上升期之梦盛行消费文化。《穿普拉达的女王》和《女孩梦三十》都花大量篇幅描写了奢侈品消费、时尚单品、美妆、高级公寓，把米兰达和吉纳塑造成可供欣羡的都市丽人，女强人模板。这既根植于电影作为梦工厂对视觉刺激（光鲜亮丽）永无止境的需求，诉诸观众的慕强心理、增加作品爽点，也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过度生产的产能需要过度消费来消耗。

而千禧年的发展预期也确实支撑得起这样高收入、高消费的物质允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自不必说，各位有目共睹；而千禧年间的美国，纸媒杂志是各大品牌争相拉拢的对象，像《穿普拉达的女王》中所描绘的那样，杂志主编可以无偿获得许多大牌赠送的奢侈品样品，不仅如此，电影中没有描绘的是，杂志社本身为了造梦，甚至也为旗下各位主编雇员提供无息贷款，让她们低成本购置豪宅豪车，跻身上流社会之列。即便在2008年次贷危机、2010至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结束了美国9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后，美国基本生活质量也属尚可，新冠疫情导致物价飞涨之前，非东西两岸非大城市，一份正常的全职工作，朝九晚五，就可以租得起一间公寓，负担养车费用，生活日常必需品免消费税，如果不生病不出意外，还能有所储蓄，丁克家庭有双份收入应当还更宽裕一些。可以说，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工作确确实实曾担当着通向美好生活的基石。

当整个社会都确信奋斗与回报的关系时，《穿普拉达的女王》等小妞电影自然而然地认同千禧年间的工作伦理：当米兰达在电影中面临第二任丈夫闹离婚的公关和情感危机时，女主安迪同情地询问有没有什么她能帮忙的地方，米兰达冷静地回答，有，做好你自己的工作。而在电影结尾，女主安迪离开尔虞我诈的时尚行业，也并非为了挽回男友，而是奔向了心之所向的新闻报业，完成自己成为记者报道真相、讲述有意义的故事的梦想。对米兰达和安迪等人来说，工作不仅仅代表着谋生的方式，更是自我实现的主要乃至唯一途径——每个人通过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获得他人的尊重、构建人脉关系网，享受职业带来的文化资本，因此要对工作全力以赴。

她们身上展现着鲍曼和韩炳哲等左派所定义的“工

她们身上展现着鲍曼和韩炳哲等左派所定义的“工作伦理”：即西方在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工作即正义”观，工作成了组织个人日常生活、通勤住宿、时间管理、休闲消费的核心要素，是个体身份和自我价值感的来源。

这种工作伦理在经济繁荣期看来是可行的，因为工作带来的预期回报远超个体付出的艰辛，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放缓和社会流动性的降低，过度投入工作的边际效益早已开始递减。996重压之下感到疲惫不堪的倦怠社会，更喜欢讨论的是“反正也买不起房，如何实现工作生活平衡”“如何避免过劳死”“如何躺平”，而非“如何成为爱加班的工贼”。

时代风气的变化也影响到了我们对特定内容的反应。

重看《穿普拉达的女王》时，笔者发现了当年不曾留意到、但如今愈发难以忍受的工作中心论：安迪作为个人助理，要全天候为老板米兰达待命，晚上和好不容易从外州赶来的父亲吃饭时，米兰达一个电话打过来，安迪就要放下和亲人团聚的时间为米兰达处理个人问题，这些个人诉求有些极其不合理，比如要求获得未经发表的《哈利·波特》甚至包含了侵犯他人版权或者泄露商业秘密的不合规因素。而当她向同事抱怨自己个人时间被工作侵占完了时，同事奈吉尔所提供的唯一安慰是：“当你的个人生活变得一团糟时，你的工作就有起色了。”

工作伦理规训下，别说个人生活，就算是个体存在

工作伦理规训下，别说个人生活，就算是个体存在的根本前提：身体健康，都要为工作让步：女主安迪的前辈同事艾米丽为了杂志社举办的盛会的体面疯狂节食，结果免疫力下降得了流感，不仅要发烧流涕时继续工作，还要把盛会上露脸的机会让给更健康的安迪；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由于接工作的电话分神，艾米丽被车撞伤，被送往医院处理骨折，却得知老板米兰达早已将她从巴黎时装周的随行人员中替换下来。她辛辛苦苦为了工作牺牲了个体健康，获得的却是弃子的待遇，这剧情和过去十年中发生的“员工患重疾大厂在医疗期结束后裁员遇官司”种种新闻对读，不得不令打工人心有戚戚焉。

可以说，《穿普拉达的女王》如果是在“工作未必带来经历、但肯定会带来病历”的今天上映，等待它的绝不会是8.2分的如潮好评，大概率是满屏打工人的怒骂。众人共情的也不会是成长中的安迪或呼风唤雨的女魔头，而是那个为了工作节食得流感、被车撞骨折还甘当弃子的配角艾米丽。

换而言之，观众对前作不加审视的赞誉，不过是千禧年经济繁荣与社会思潮对工作过度赋魅的结果。那时的好莱坞用奢侈品、高级公寓和都市丽人的光鲜，编造了一个时代的美梦：只要你足够努力、甘愿承受规训，系统就会公平地奖赏你的付出。这个美梦是如此诱人，以至于人们甚至甘愿主动让渡身体健康与个人生活，去完成一场服务于工作伦理的自我剥削。然而，随着时代的红利退潮，这个由高增长支撑起的个人英雄主义神话，终究在二十年后被无情戳破。

二、续作，娜拉出走之后：当工作伦理破产后，职业女性去向何方？

笔者断言，《穿普拉达的女王2》这一续作遭遇滑

笔者断言，《穿普拉达的女王2》这一续作遭遇滑铁卢的核心原因，是它在工作没法为观众提供爽感的当下，依然为工作打硬广。

前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女魔头”米兰达是值得仰慕与欣羡的职业终点：她虽然是一位有毒的老板，不尊重下属，天天把大衣和包往助理脸上摔，但她拥有的一切权力、金钱和物质仍然令人心向往之，毕竟谁会不喜欢偶尔带入一下霸道女总裁的视角对别人呼来喝去呢？

前作中，女主面前摆着两条可行性都非常高的职业路径：一条是忍受在米兰达手下非人的工作待遇最终成为米兰达，一条则是抛弃时尚圈奔向严肃新闻。两个结果都十分值得期待。女主大部分时间在尝试第一条路径并且工作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在结尾奔赴第二条道路时，一则成全了自己的良心，二则新闻行业那时也正如日中天，是朝阳产业，选择任何一条职业道路都有光明的未来。

而在续作中，安迪仍然面对同样的两条职业道路，但此时的光景却又大不相同了：在HR严查职场霸凌的风气下，米兰达从霸道女总裁变成了每天都要自己给自己挂大衣、稍微疾言厉色便会被助理出言提醒的老古董，而纸媒也早已日薄西山，杂志影响力大不如前，一向高傲的她如今也要时时向赞助商低头，乙里乙气；安迪所在的新闻行业更是被遍地开花的自媒体挤占了大半壁江山，她所在的部门更是由于AI降本增效被整体裁员了。为米兰达工作并成为米兰达没有什么吸引力，写严肃长文也没什么前景。

安妮·海瑟薇在续作中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上下奔

安妮·海瑟薇在续作中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上下奔走了120分钟，大部分时间都只是拯救这份快要死了的狗屁工作或者拯救那份快要死了的狗屁工作，费力不讨好。

甚至编剧自己也知道电影本身描绘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狗屁工作：安迪在与如今转行做奢侈品零售的店长艾米丽的交谈中得知，奢侈品零售之所以成为时尚界唯一一个营利部门，全靠包装与营销话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间，品牌靠可辨识的商标、身份地位标榜等广告话术把轻奢产品推广到家家户户，如今就连中西部小镇的家庭主妇也要买一个3000美元的包包支撑门面。安迪点头问，所以你们的工作是，为能掏出3000美元的家庭创造一个他们根本不需要的需求？艾米丽沉默不语。

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了20年后，安迪明白社会中大部分赚钱的工作本质都是销售，而销售的本质又是为人们创造他们不需要的需求，成为消费主义的帮凶，为产能过剩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新的倾销市场。这些狗屁工作没什么意义，更谈不上自我实现，只是一种糊口的手段，可是就连金钱上的报酬，也随着经济危机、工资停滞、通货膨胀和AI导致的劳动贬值而越来越少了。

当工作伦理幻灭后，安迪为什么还要坚持工作？如果完成主线任务的激励根本不值一提，那么主角的行为动机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观众一边观看一边迷惑不解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在回报与付出不成正比的当下，我们有权利对工作伦理说不吗？

对这个问题，流行文化中的左派、右派都有过很生

对这个问题，流行文化中的左派、右派都有过很生动的探讨。

让我们把目光回调到与千禧年小妞电影热相始终的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对个人选择和成功的强调，在2010年前后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新自由女性主义。它以2013年桑德伯格的《Lean In》为代表，号召女性在职场更进一步，打破性别天花板，进入领导层，实现职业和人生的成功。新自由女性主义对结构性不平等避而不谈，强调女性个体的选择、努力和成功意愿，引领了一代女老板（girl boss）的风潮，可以说成了千禧年小妞电影工作伦理的加强版。但这一趋势近几年遭遇了很强的回潮，右派和左派对新自由女性主义的批判大致如下：

Estee Williams（左）和 Hannahlee Yoder（中）是两位传统妇女。麦迪逊·达斯特鲁普（Madison Dastrup）（右）曾自称为 tradwife 内容创作者。

右派从工作稳定性出发，批判资本主义企业唯利是图，号召女性回归家庭。右派在各大媒体常见说辞一般为，开篇，引用大企业降本增效中的裁员悲惨故事，指出企业为了最大化利润和生产力，经常任意裁掉几十年的老员工、因病生产力降低的员工，根本不顾员工自身的福祉，对于企业来说，员工不过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耗材，因此职场根本不值得投资。然后，把笔锋转向家庭，指出家庭是爱的场所，孩子需要母亲的爱，也会回馈给母亲无条件的爱与信赖。与其把精力投入根本不在乎你个人幸福的企业，不如投资给爱你的家庭。右派这一套说辞在2020年又在社交媒体上演化为了行为表演艺术“传统贤妻（tradwife）”潮，一群妆容精致的自媒体创作者展示自己带娃做家务的完美主妇生活，尽管搞笑的是这些账号背后往往都有MCN团队经营，而每个所谓的家庭主妇线下都是管理着个人助理、化妆师、孩子保姆的女老板和拥有一份全职自媒体工作的博主。

左派的批判是去性别化的，针对工作伦理本身，从

左派的批判是去性别化的，针对工作伦理本身，从而也避免了右派尴尬的逻辑硬伤——如果员工是耗材意味着职场完全不值得投资，如果家庭真是爱的场所，那么为什么不号召男性也回归家庭，避免个人健康损耗，让孩子也同时拥有父爱呢？

言归正传，左派一众对工作伦理的批判中，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是最绕不开的作品。鲍曼认为工作即正义的伦理观是英国工业革命后为了把广大农民、自给自足的手艺人赶到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而发明的文化，当个人评价、自尊、社会地位与工作和收入挂钩后，工人更难脱离雇佣关系，更容易被工厂管理；工作伦理也将贫穷从一种社会问题降格为个人品格的失败，即一个工人的贫穷不是由于剥削而是由于当事人的懒惰，“谁让他不愿意努力工作”，从而使既得利益阶层隐身，免于负担剥削他人剩余价值的罪责。左派的批判很犀利，短处也很明显，即擅长解构不擅长建构，擅长形而上学不擅长落地实践，比如为了代替工作伦理，韩炳哲将无所事事的闲暇提升为一种崇高美德，这一美德彰显着信息时代个人对工作和生产无孔不入的拒绝；《对工作说不》的作者从意识形态层面拒绝工作对个人生活的殖民，批判职业成功学所要求的自我剥削。当这些形而上学的思辨完成之后，我们依然要回答，不参与社会生产后，人们究竟要干些什么？左派往往诉诸回归社群、增强人与人的连结等语焉不详的套话，在私有制核心家庭主导的当下，这套话语往往又容易被浪漫主义和家庭所劫持和征用。

尽管笔者本人不同意左派和右派提出的解法，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左派和右派对新自由女性主义和小妞电影中的工作伦理的批判有一定道理。学者希拉里·雷德纳在《新女性主义电影：少女电影、小妞电影和消费文化 （Neo-Feminist Cinema: Girly Films, Chick Flicks, and Consumer Culture）》中精辟提点道：“尽管新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父权结构，它的反抗仍是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的（Though neo-feminism can be said to challenge patriarchal structures, it does so in the name of capitalism）。”换而言之，新自由女性主义对事业和个人努力的强调，忽视了结构不平等，潜在承认并内化了对工人的压迫、合理化了工人为了保持就业力而进行的自我剥削，从而削弱了女性劳工的福祉。

举一个很简单的叙事对比例子，面对居里夫人这样的科学家，类似Lean In的新自由女性主义或许会讲述这样的故事：

那个由男性科学家占主导的时代里，玛丽·居里凭

那个由男性科学家占主导的时代里，玛丽·居里凭借一己之力连拿两次诺贝尔奖，打破了科研界的性别天花板！为了提炼放射性元素，她撸起袖子，没日没夜在简陋的棚子里熬制成吨的沥青。一战爆发时，玛丽更是变身战场上的白衣英雄，亲自开着X射线医疗车奔赴前线救死扶伤。她用行动证明：只要女性足够渴望成功、足够拼搏，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而以劳工福祉为关切重心的左派可能会讲这样的故事：

在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中，学术民工的血肉是最容易被榨取的。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长期让位于追寻真理的理想、经费和材料限制、论文发表等更具有优先级的事项。比如玛丽·居里，由于长期暴露于含有放射性元素的沥青原材料中，加之无防护操作X射线机器，辐射导致她早早患上白内障，最终又患上了血癌，因白血病去世。

这两种叙事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放在一起对读，新自由女性主义叙事遮蔽的内容也昭然若揭：工作伦理是有代价的，工作既消耗了个人不可再生的时间，也损耗个人健康。如果问一个女生“你想不想当居里夫人”，大多人出于对女性模范的仰望，会表示愿意；但如果换一个问法，问“你愿不愿意为了得诺贝尔奖而患上白血病”，我想，至少有一部分只想过平静日子的人是会有所犹豫的。新自由女性主义用赋权和自我实现的叙事浪漫化了参与社会生产和知识生产的成本与代价，从而剥夺了一部分人的知情权，她们在初次接触工作伦理的工伤风险时产生的幻灭与被背叛感也是可想而知的。

工作对健康的损耗还会和固有的性别不平等融合，

工作对健康的损耗还会和固有的性别不平等融合，产生对女性劳工更不利的后果：职业女性更容易因加班而承担额外的健康风险。2016年美国有一项长达32年的健康追踪显示，如果男性一周加班时间处于1-10小时的区间，患心脏病、慢性肺病、抑郁症的风险较低，而女性在同样加班时长下，心脏病、癌症及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发作概率会显著上升。因为女性除了承担同样时长的有报酬劳动以外，在家还要从事更长时间的无报酬劳动，包括家务、育幼和养老照护。Our world in Data全球平均数据显示，女性每天花在无报酬劳动上的时间在3到6个小时之间，而男性为30分钟到2个小时，也就是说，同样参与40小时工作制，女性实际每周的总劳动时长达到了60-80小时左右（相比之下企业996工时为72小时/周），而1930年国际劳动组织规定每个人每周工作时长不得超过48小时，超过了便会影响健康。

也就是说，一味号召女性投入社会生产，却不改革再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依然让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无薪劳动，只会把更多女性长期置于过劳死的风险之中。就像《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加入有偿劳动力大军，男人的无偿劳动并没有相应增加：只是女人的总工作时间增加了而已。”无怪乎美国脱口秀演员黄阿丽在度过了几年一边全力经营喜剧职业、成为百万富豪，一边生育两个女儿全力教养的生活后精疲力竭，她以玩笑的口吻、反讽的形式对新自由女性主义又要女人主外又要女人主内的分工提出了批判：“我不想要奋斗，我只想躺下（I don't wanna lean in, I just wanna lie down）”。

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穿普拉达的女王2》的遇冷归根结底是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无视结构不平等、片面强调努力工作、热情消费、提升自我然后静待生活和市场公平地给予当事个体以奖赏，这样的正义世界假设早就在就业市场的反复无常和令人倦怠的家庭生活中被消磨殆尽了。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2》剧照

但笔者还想强调：尽管工作伦理破灭、尽管左派和

但笔者还想强调：尽管工作伦理破灭、尽管左派和右派对新自由女性主义的批判不无道理，但《穿普拉达的女王2》中一众中年女主角对工作的坚守仍有意义。

问题出在美化家庭生活上：左派和右派在批判工作伦理对个人的损害时，往往为了和现代大企业的冷酷无情形成对照，以一种怀旧的玫瑰滤镜，将人与人的连结美化，尤其右派喜欢把家庭成员之间的连接神圣化，把家庭塑造成一个和谐的充满爱的场所。这种保守的怀旧叙事显然更有害、更具有误导性。

家庭绝非和谐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利益博弈、资源和劳动力分配的最小单位。哪怕是在最基本生物学层面，家庭中也充斥着博弈：比如今年3月刚逝世的哈佛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早在1974年就提出“亲子冲突理论（Parent-Offspring Conflict）”，他指出亲代与子代之间并非完全的利益一致。每个孩子在抚养过程中都希望从双亲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而双亲的诉求则是在不影响自己生存的同时将资源公平分配给所有孩子。孩子获得的越多，母亲就会越辛苦。比如在基因组印记研究中，人的母源基因倾向于尽可能保留母体的生存和繁衍能力，而父源基因则倾向于为胎儿从母体攫取更多资源，母源效应基因会导致自然流产、葡萄胎等现象，而父源表达的基因（如Igf2）可以使母体出现胰岛素抵抗，从而帮胎儿从母体汲取更多的糖分，造成妊娠糖尿病等诸多孕期并发症。可以说，每一个成功存活的后代都是这场精妙亲子博弈的结果。更不用说家庭在资源、劳动力分配中的作用了，谁能从事无薪劳动，谁能从事有报酬的劳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谁先受教育谁牺牲，谁继承不动产谁继承动产，全都是利益冲突。

人际即政治。让女性为了回避职场冷酷无情的利益博弈而回归家庭，或者回归人际关系，回归的也只是以爱为名遮掩的利益博弈关系。任何诚实的人都不应该也不能够建议别人用一种剥削逃离另一种剥削。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当这也破产那也幻灭时，那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当这也破产那也幻灭时，那人们还能怎么办呢？

《穿普拉达的女王2》给出的解法是女性保留对社会生产的参与，并在再生产分工没有改善时，通过科技手段暂时悬置再生产：虽然《天桥》杂志今不如昔，但安迪依然继续写文、采访、做主编，掌控她能掌控的话语权，并且长期保持单身，使用冻卵技术，保存生育力，有了男友后不同居，两人仅保持情感陪伴；米兰达也表示，她允许安迪为自己出书，声明工作的负面影响——使自己和家人聚少离多，但这并不会改变这些年来她真的好爱工作的事实，安迪与米兰达二人和解。两人在工作的过程中还认识并采访了刘玉玲所扮演的新一代女富豪，并让这位有品位、有道德、教授出身的女富豪出资拯救了《天桥》杂志。我想，这部续作或许是在说，虽然工作可能是狗屁工作，虽然胜利只是暂时的，纸媒的前途还是很昏暗，员工还是可能被AI取代，但至少在当下，我们可以享受工作的过程，并在工作中收获一些理解与友谊。就连一直在脱口秀中嚷嚷着不想在职场Lean In的黄阿丽，也并没有结束脱口秀生涯，她最终的选择是和丈夫离婚，离开了剥削她自身无薪劳动的婚姻制度。

这个解法当然不完美，但在工作依然是组织一切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的当下，在另一种可能仍难以想象和落地时，这是人们有且仅有的牌。而有时候，留在桌上继续打牌比单纯赢得某一局更重要。

结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笔者观看完《穿普拉达的女王2》后的第二天，读

笔者观看完《穿普拉达的女王2》后的第二天，读到了关于主演安妮·海瑟薇一则新闻：

安妮·海瑟薇即将担任一部电影《Yesteryear》的制片人和主演，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在社交媒体上向少女们贩售家庭主妇田园牧歌式怀旧美学的娇妻网红，突然穿越到了19世纪中叶，成了一名真正的家庭主妇的故事。在21世纪，娇妻网红过着由帮工替自己干农活、保姆替自己带娃的生活，所以她可以在镜头前全职扮演娇妻网红的角色，任意宣扬农场家庭生活的好处；但穿越到19世纪后，她当真要开始自己干活，才发现从头开始打发黄油需要一整天，在没有洗衣机的情况下手洗棉布衣物不仅费时费力还会让双手皲裂，就没有一件家务是田园牧歌式的！忍无可忍的娇妻网红终于明白，劳动——特别是无薪劳动——就不可能是浪漫的。

安妮·海瑟薇是原著小说的早期读者，她本人在推动这部“反娇妻文学”影视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穿普拉达的女王2》中的立场一致，安妮·海瑟薇等中年女演员，对Z世代所沉迷的传统娇妻潮的怀旧浪漫滤镜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和反对。电影指出，面对经济下行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通过怀旧来建立安全感，而社交媒体为了迎合观众情绪又放大了对旧日的包装，让人误以为有什么“黄金时代”，但劳动、压迫与剥削从来不值得浪漫化，躲在怀旧建立起的虚假安全感中以地事秦，无益于塑造新现实。

这是一种和世界充分碰撞后担当起中流砥柱的现实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神话和工作伦理双双破灭的今天，人

在新自由主义神话和工作伦理双双破灭的今天，人到中年的安迪们终于看清了真相：工作不生产终极意义，也无法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甚至随时在损耗我们的健康；但与此同时，浪漫化的家庭生活也绝非可以安放灵魂的避风港。

加班未必有前途，当娇妻更是陷阱重重。面对这场前有强敌，后无退路的现代困局，这一代中年女性不愿再重复千禧年间高亢的成功学口号，但在剥离了一切幻觉后的冷眼中，竟也不愿放弃对阵地的坚守。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既然生活的底牌已经掀开，那便不再躲藏于旧日被营造出的安全幻象中，也不再被未来未知的巨大系统所吓倒。以自己能承受的步调，留在牌桌上，继续走下去。

这是一种更具韧性的姿态一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中女的战斗从未停止，只是这一次，她们不再用自己的生活为任何宏大叙事增添注脚，她们战斗，仅仅为了握紧自己手中有且只有的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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