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2.0》，[英]海伦·卡尔、[英

《历史是什么2.0》，[英]海伦·卡尔、[英]苏珊娜·利普斯科姆主编，修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望mountain，2026年1月出版，345页，72.00元

1938年3月，在得知奥地利被占领的消息之后，卡尔·波普尔决心开始《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写作。实际上，这部大作的主题与其说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倒不如说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波普尔从始至终都未能给出“开放社会”的准确定义，而是将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批判以柏拉图为首的三位哲学家。

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对变化的厌恶，导致他在对其所在时代的分裂与危险做出准确“诊断”之后，开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药方”，即极权主义。“柏拉图把正义与阶级统治和阶级特权原则等同了起来……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而奴隶们被奴役，国家就是正义的。”（[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77页）伯里克利曾试图以“我们觉得不应该对我们的邻居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说三道四”为原则调和社会乃至国际关系，但到了柏拉图的思想里，“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同上，202页）由此柏拉图的理想国只能是一个封闭社会——个人经验与选择不被允许作为应对变化、实现共同利益的有效基础，唯有集体认知与原则才被视为“正义”的保障。

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类似，E. H. 卡尔发表于1961年的《历史是什么？》同样可以看作一部为“开放历史”辩护的作品。卡尔将历史事实比作“鱼贩子案板上的鱼”，由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陈列摆布，于是“历史学家通常都会得到他所想要的那种事实。历史意味着解释”（[英]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08页）。但对卡尔来说，这种历史的开放性并非指向如丘吉尔所言“历史如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般的世故与实用主义，反而意味着一种持续性的责任——“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同上，115页）——历史学家不可避免会走向主观性，但只要他与历史的对话始终开放，这种主观性便能够不断自我更新，以此接近历史的“真相”。

[英]E. H. 卡尔著《历史是什么？》

[英]E. H. 卡尔著《历史是什么？》

于是五十年后出版的这部《历史是什么2.0》，首先便可以看作是与《历史是什么？》进行的对话。在本书的两位主编看来，“历史可以是灵活、可塑、丰富多彩且没有偏见的——最首要的是，历史只是一种诠释”（14页）。于是她们以此为基础，邀请了多位来自不同历史分支乃至不同领域学者参与讨论——通过足够多“鱼贩子案板上的鱼”——来获取一种关于今日“历史是什么”更为全面、均衡的视角。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这种“开放历史”的敌人便已经隐隐浮现——总有人如柏拉图一般讨厌变化，于是在他们眼中，历史必然也必须指向某种定见，以此为他们的“正义”提供保障。

“即便过去的人存在某种自我定义，我们也无从得知”

与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讨论相比，从《历史是什么？》到《历史是什么2.0》，“开放历史”这一概念虽未被明确提出，但对于这种开放性的强调始终是讨论的核心。这种开放性首先挑战的是人们对于历史应当提供某种关于过去的固化认知的要求，“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独立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的信念是一种可笑的谬论，但这也是一种难以根除的谬论”（《历史是什么？》，93页）。于是到《历史是什么2.0》当中，多位学者都是从历史认知的“不可靠性”展开讨论。

譬如专注二十世纪英国性别与酷儿历史的专家贾斯

譬如专注二十世纪英国性别与酷儿历史的专家贾斯汀·本格瑞，在《审视历史的“奇特”视角》一文的开篇即指出，“历史是一处奇特（queer）之地……他们（过去的人们）并不一定与你我相同，他们确实很奇特”（57页）。借由“queer”一词微妙的双关性，本格瑞确信这种“奇特视角”可行且必要，因为它“意味着让历史中的人以(往往是)复杂且陌生的方式来定义自己，或者等于接受这一现实：即便过去的人存在某种自我定义，我们也无从得知”（61页）。明确性的粗暴统治仿佛希腊神话中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强迫众生百态按照统一“规格”存在，使得那些原本暧昧的、自适应性的存在方式，到后世“正常”历史的记录中，只能以“去奇特性”的面目出现。由此产生的落差或是空白，往往会被某种历史主义道德主义填补，即相信“旧时光”中的人们拥有一种更纯粹、更简单的生活。于是接受历史的“奇特性”，乃至于以这样一种视角审视现实，无非意味着相信历史也曾是一种现实——现实有多复杂、其中的个人有多难以定义，历史以及曾经在其中生活的个人也就同样拥有足够多的暧昧与可能。

历史的“奇特视角”最终会为当下带来一种熟悉感，但本格瑞也指出，这种熟悉感也具有误导性。尽管昔日人们的生活中同样存在惊人的多元性与流动性，但如果把这种“熟悉的过去”全然代入现实，我们也很容易因其骤然呈现的陌生感受到惊吓——这种“由熟悉变为陌生”正是弗洛伊德的“暗怖”（unheimlich）滋生的机制。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永恒回归的神话》

由此我们也可以联系到伊利亚德的观点，“现代人的自由就是历史的恐怖”（[美]米尔恰·伊利亚德：《永恒回归的神话》，晏可佳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139页）——伊利亚德认为历史的恐怖滋生于现代世界中原型与神话的失落，但实际上，恐怖的根源也许只是神话本身不可避免的破灭。

于是在《什么是本土历史》一文中，作者莎拉·丘

于是在《什么是本土历史》一文中，作者莎拉·丘吉维尔强调对历史最典型的一种滥用，便是把它当作一种神话，以此操纵现实，乃至直接把“历史神话”转化为现实。丘吉维尔回顾了卡尔的观点，“卡尔指出，历史学家总是代表他们的证据发言，却声称自己是在让证据说话。卡尔鼓励我们更深入地琢磨这些讲述者，以及他们选取证据的方式”（83页），于是对于学者乃至读者而言，对历史文本的考察也就需要掌握一种“反阅读”的能力，而这也就是与官方历史相对的“本土历史”存在的意义，“在这种对立关系下，本土历史并非全是神话虚构，而官方历史也并非总是真实可信。相反，在数不胜数的案例中，是官方记载在扭曲、掩盖或是销毁那些国家许可的不法之行的历史罪证，抹去或是诬告政治上的敌对势力，而本土历史恰恰保存了这些被边缘化的历史记忆”（89页）。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

同时丘吉维尔也强调，本土历史或“伪史”“野史”的虚构性当然高于其历史保护性，但也恰恰是这种虚构性，可以折射出更多历史真相。比如在她看来，与其把霍夫施塔特的名作《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看作一部政治史作品，倒不如将其视为本土历史研究的里程碑，因为这部作品“表明文化与个体都可以被其语言习惯风格所揭示”（91页）——我们的“风格”，即我们偏好以怎样的语言表达自身、以怎样的神话合理化我们的行为，往往比通过这种风格构建的“历史事实”更接近真相。

本土历史的风格同样指向其间个体的情感。这本文集收录的另一篇文章《我们的情感有历史吗》指向的显然是情感史研究。在作者海伦·卡尔（她也是本书的主编，同时还是E. H. 卡尔的重孙女）看来，“为了创造一个回望情感历史的视野，我们应当且必须回望前人的情感经历与视野，以此与历史共鸣”（154页）。而这种创造最终还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现实，理解自身与他者的情感因何而起，又将引领我们去往何方。海伦·卡尔列举了两种“愤怒”，一是2021年第一周特朗普煽动其支持者攻击国会大厦的愤怒，一是2017年带来反性骚扰运动的女性愤怒。在她看来，基于情感史的角度对这两个事件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为当下的情感创造空间”（同上），进而提升对他者与群体情感的敏感度——情感的凝聚，往往会在历史转向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有时你必须像推倒一座雕像那样书写历史”

“有时你必须像推倒一座雕像那样书写历史”

相信历史乃“奇特之地”，或考察“历史事实”的风格、个体与群体的情感动向，本质上都是对不确定性的确认。但既然历史充满不确定性，人们该如何对其进行书写？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历史本身并不确定，然而我们却拥有足够多已经确定的“历史事实”。于是在《光荣的纪念》一文中，丹·希克斯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方法论，“有时你必须像推倒一座雕塑那样书写历史”（113页）。

2020年6月7日，一群示威群众聚集到了英国西南部的布里斯托市，将该城著名人物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像直接从底座上拉了下来。

希克斯论述的关键案例是“移除科尔斯顿雕像”事件，这一案例也在这本文集里多次出现。2020年6月，通过奴隶贸易积累财富、据估算因此造成约两万人丧命的英国商人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像被布里斯托尔民众移除，尽管“历史”上，这位商人曾被认为是“布里斯托尔市的大恩人，热心于这座城市的慈善事业”。在科尔斯顿雕像被移除五天后，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便在其社媒上表示，“我们现在不能试图编辑或审查我们的过去。我们不能假装自己没有过历史”（107页）。然而在希克斯看来，约翰逊的言论暴露的是他个人的复古倾向，即“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历史观、英国殖民主义和英国脱欧后的殖民怀旧倾向之间的密切联系”（同上）。这种倾向捍卫的显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一种封闭的未来：

竖立雕像是为了使殖民势力归化，是为了庆祝帝国

竖立雕像是为了使殖民势力归化，是为了庆祝帝国，但更多是为了长久维持殖民统治，使之深深扎根，成为我们城市的一部分。布里斯托尔的科尔斯顿雕像，抑或是牛津的罗德斯雕像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正是我童年在小教堂、大教堂和美术馆中最初接触雕像时，所体会到的那种长久持续感。这些包含了不平等与白人至上主义理念的形象就这样被竖立在街头，它们重构了某种神圣的美学理念，并使之服务于殖民主义的未来延续。（108页）

由此希克斯也对卡尔的“案板上的鱼”理论进行了有效补充。一旦某些历史认知被固化为雕像一般的纪念物式存在，它就不再只是“案板上的鱼”，可以被轻易移除，或是只存在于某个时代的“案板”之上。“卡尔关于历史语境的解释倾向，很容易让位于特定的道德判断。我们会发现自己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做出恶行的）人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前人与今人不同。但这些人的雕塑形象，如今就屹立在我们眼前的街道上”（同上）。当竖立雕像意味着延续一种封闭的历史，或令历史“静止不动”的企图，推倒一座雕像自然构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历史书写——当代人有权构建自身能够与之共存的历史与纪念。

[德]苏珊·奈曼著《父辈之罪》

希克斯的论述不免令人想到《父辈之罪》一书中对罪责记忆的审视。在该书作者、道德哲学家苏珊·奈曼看来，德国的战后反思足以成为美国的榜样，而正是因为对战争记忆的不当处理，才导致后者如今的分裂局面。“2017年发生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反对拆除罗伯特·李纪念碑的示威活动确立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纳粹不仅是德国的问题。你可能更倾向于称那些示威者为白人至上主义者、但他们与纳粹其实并无分别……美国的纳粹分子对邦联事业的拥戴表明，任何为这些标志而战的人，都是在为纳粹和各种种族主义者所共享的那些价值观而战”（[德]苏珊·奈曼：《父辈之罪》，李泳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1月，363页）。我们不难看出，雕像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越了历史，因为只要它仍然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之内，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就会继续影响这一空间的当下与未来。

所以假如我们果真能够推倒那些不该存在于这个时

所以假如我们果真能够推倒那些不该存在于这个时代的雕像，为当下赢得足够多的空间，我们应当书写怎样的历史，来实现一个更加开放、更有希望的未来？值得书写的显然是那些未曾被书写之物。在这一问题上，这本文集收录的《如何书写残障人士的历史》《我们该如何寻回失落的女性生活史》以及《为什么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多元化很重要》三篇文章都关注到了历史上具体的“失踪者”，“多元化有时被视为恣意强加给历史片段的现代惯用语。但关于英国历史的研究却足以表明，多元化本身就是历史事实”（186页）。而更现实的意义显然在于，倘若我们无法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历史，我们也就注定无法想象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未来。“对理查三世脊柱侧弯的追溯性诊断取代了莎士比亚笔下‘驼背的毒蛤蟆’的理查三世形象，抑或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残障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经验”（122页）“如果我们能写出新的女性史，并且坚定地表达，为什么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书写她们，那么‘女性也很重要，她们值得被讨论’的观点也就不至于再受到男性的嘲笑”（208页）。

于是更进一步，在《为何历史应当被不断重写》一文中，夏洛特·莉迪亚·莱利再次明确，“只有在持续不断的书写与重写过程中，历史才得以存在”（289页）。换言之，尽管“推倒雕像”“寻找失踪者”一类的努力常常被视为有限空间内的话语之争，但这些努力真正指向的其实是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与未来，因为倘若我们无法持续重写历史，历史空间就会愈发封闭，进而被基于现实利益的神话占据——与需要精心培育的历史认知相比，“神话”仿佛霉菌，一旦空间封闭，便很容易肆意滋生。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卡尔半个世纪前对于历史理应成为一种持续对话的要求，《历史是什么2.0》中的当代学者从自身经验出发，进一步阐明这种要求为何合理且迫切。但对这一要求的阻力也显而易见。归根结底，历史无法成为某种固化的知识或认知的这一判断，本身就是反常识的。在《为什么历史应该被影视化》一文中，历史学家兼编剧阿丽克斯·冯·藤泽尔曼提出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认知误区，那就是把历史虚构作品当成历史本身来看，于是对相关作品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是否“符合史实”直接挂钩。但这种误区本身也隐藏着一种希望——当人们困惑于何为事实，何为虚构时，“区分二者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在各个教育阶段中都鼓励并教授批判性思维方式”，“历史教育在此便有了用武之地”（48页）。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如今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倘若历史教育再局限于提供基本信息，显然意义不大。如何在巨量信息中去芜存菁，才是如今人们迫切需要习得的技艺——把浩如烟海、错综复杂的历史叙事当作素材进行思维训练，显然是个不错的方法。

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刺杀肯尼迪》

当然“历史虚构”，或者干脆基于“阴谋论”的历

当然“历史虚构”，或者干脆基于“阴谋论”的历史书写总是可疑的。1991年，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刺杀肯尼迪》上映。这部影片致力于颠覆官方的调查报告，试图说服观众肯尼迪之死并非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为了提升这种观点的可信性，斯通采用了“纪录片式”的风格进行拍摄。于是人们往往认为，《刺杀肯尼迪》这部“历史虚构”作品助长了阴谋论的流行。但藤泽尔曼指出，关于这一事件的阴谋论，在大半个世纪里一直广为流传。“1983年，百分之七十四受访的美国人都相信肯尼迪之死是一个阴谋。在电影放映后的1992年，这个数字轻微提升到了百分之七十七，随后的1993年又回落到百分之七十五”（40页）。真正明显的变化出现在1966年至1976年间，阴谋论的支持者从百分之五十激增到百分之八十一，而这显然与当时美国的政治现实相关。于是藤泽尔曼得出结论，“比起电影制作人，政治家们的言行举止往往更容易影响公众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同上）。实际上，《刺杀肯尼迪》非但没有造成阴谋论的广泛传播，反而有助于事实的澄清，因为影片的上映倒逼政府逐步公开相关档案。于是“到2013年，相信阴谋论的受访者比例已经跌至百分之六十一”（41页）。

因而说到底，对一种“开放历史”，或者历史理应在持续的对话中不断重写的信念，基于的是这样的事实：人们有权也有能力对来自不同立场的历史叙述进行探究与判断。于是自然地，“开放历史”的敌人也与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敌人”相似：他相信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而奴隶们被奴役”的历史便是正义——而与历史持续对话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让人自己能够走出这种永恒静止的、封闭的绝望。

实际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正是以“如何确认历史的意义”的讨论收尾：“当我们抛弃了权力的历史是我们的审判者这种观念时，当我们已经不再担心历史是否将为我们作证明时，也许就是我们可以成功控制权力之日。这样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证明历史，而历史正需要这样的证明。”（[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21页）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而历史亦当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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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2.0》，[英]海伦·卡尔、[英

《历史是什么2.0》，[英]海伦·卡尔、[英]苏珊娜·利普斯科姆主编，修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望mountain，2026年1月出版，345页，72.00元

1938年3月，在得知奥地利被占领的消息之后，卡尔·波普尔决心开始《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写作。实际上，这部大作的主题与其说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倒不如说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波普尔从始至终都未能给出“开放社会”的准确定义，而是将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批判以柏拉图为首的三位哲学家。

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对变化的厌恶，导致他在对其所在时代的分裂与危险做出准确“诊断”之后，开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药方”，即极权主义。“柏拉图把正义与阶级统治和阶级特权原则等同了起来……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而奴隶们被奴役，国家就是正义的。”（[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77页）伯里克利曾试图以“我们觉得不应该对我们的邻居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说三道四”为原则调和社会乃至国际关系，但到了柏拉图的思想里，“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同上，202页）由此柏拉图的理想国只能是一个封闭社会——个人经验与选择不被允许作为应对变化、实现共同利益的有效基础，唯有集体认知与原则才被视为“正义”的保障。

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类似，E. H. 卡尔发表于1961年的《历史是什么？》同样可以看作一部为“开放历史”辩护的作品。卡尔将历史事实比作“鱼贩子案板上的鱼”，由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陈列摆布，于是“历史学家通常都会得到他所想要的那种事实。历史意味着解释”（[英]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08页）。但对卡尔来说，这种历史的开放性并非指向如丘吉尔所言“历史如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般的世故与实用主义，反而意味着一种持续性的责任——“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同上，115页）——历史学家不可避免会走向主观性，但只要他与历史的对话始终开放，这种主观性便能够不断自我更新，以此接近历史的“真相”。

[英]E. H. 卡尔著《历史是什么？》

[英]E. H. 卡尔著《历史是什么？》

于是五十年后出版的这部《历史是什么2.0》，首先便可以看作是与《历史是什么？》进行的对话。在本书的两位主编看来，“历史可以是灵活、可塑、丰富多彩且没有偏见的——最首要的是，历史只是一种诠释”（14页）。于是她们以此为基础，邀请了多位来自不同历史分支乃至不同领域学者参与讨论——通过足够多“鱼贩子案板上的鱼”——来获取一种关于今日“历史是什么”更为全面、均衡的视角。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这种“开放历史”的敌人便已经隐隐浮现——总有人如柏拉图一般讨厌变化，于是在他们眼中，历史必然也必须指向某种定见，以此为他们的“正义”提供保障。

“即便过去的人存在某种自我定义，我们也无从得知”

与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讨论相比，从《历史是什么？》到《历史是什么2.0》，“开放历史”这一概念虽未被明确提出，但对于这种开放性的强调始终是讨论的核心。这种开放性首先挑战的是人们对于历史应当提供某种关于过去的固化认知的要求，“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独立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的信念是一种可笑的谬论，但这也是一种难以根除的谬论”（《历史是什么？》，93页）。于是到《历史是什么2.0》当中，多位学者都是从历史认知的“不可靠性”展开讨论。

譬如专注二十世纪英国性别与酷儿历史的专家贾斯

譬如专注二十世纪英国性别与酷儿历史的专家贾斯汀·本格瑞，在《审视历史的“奇特”视角》一文的开篇即指出，“历史是一处奇特（queer）之地……他们（过去的人们）并不一定与你我相同，他们确实很奇特”（57页）。借由“queer”一词微妙的双关性，本格瑞确信这种“奇特视角”可行且必要，因为它“意味着让历史中的人以(往往是)复杂且陌生的方式来定义自己，或者等于接受这一现实：即便过去的人存在某种自我定义，我们也无从得知”（61页）。明确性的粗暴统治仿佛希腊神话中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强迫众生百态按照统一“规格”存在，使得那些原本暧昧的、自适应性的存在方式，到后世“正常”历史的记录中，只能以“去奇特性”的面目出现。由此产生的落差或是空白，往往会被某种历史主义道德主义填补，即相信“旧时光”中的人们拥有一种更纯粹、更简单的生活。于是接受历史的“奇特性”，乃至于以这样一种视角审视现实，无非意味着相信历史也曾是一种现实——现实有多复杂、其中的个人有多难以定义，历史以及曾经在其中生活的个人也就同样拥有足够多的暧昧与可能。

历史的“奇特视角”最终会为当下带来一种熟悉感，但本格瑞也指出，这种熟悉感也具有误导性。尽管昔日人们的生活中同样存在惊人的多元性与流动性，但如果把这种“熟悉的过去”全然代入现实，我们也很容易因其骤然呈现的陌生感受到惊吓——这种“由熟悉变为陌生”正是弗洛伊德的“暗怖”（unheimlich）滋生的机制。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永恒回归的神话》

由此我们也可以联系到伊利亚德的观点，“现代人的自由就是历史的恐怖”（[美]米尔恰·伊利亚德：《永恒回归的神话》，晏可佳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139页）——伊利亚德认为历史的恐怖滋生于现代世界中原型与神话的失落，但实际上，恐怖的根源也许只是神话本身不可避免的破灭。

于是在《什么是本土历史》一文中，作者莎拉·丘

于是在《什么是本土历史》一文中，作者莎拉·丘吉维尔强调对历史最典型的一种滥用，便是把它当作一种神话，以此操纵现实，乃至直接把“历史神话”转化为现实。丘吉维尔回顾了卡尔的观点，“卡尔指出，历史学家总是代表他们的证据发言，却声称自己是在让证据说话。卡尔鼓励我们更深入地琢磨这些讲述者，以及他们选取证据的方式”（83页），于是对于学者乃至读者而言，对历史文本的考察也就需要掌握一种“反阅读”的能力，而这也就是与官方历史相对的“本土历史”存在的意义，“在这种对立关系下，本土历史并非全是神话虚构，而官方历史也并非总是真实可信。相反，在数不胜数的案例中，是官方记载在扭曲、掩盖或是销毁那些国家许可的不法之行的历史罪证，抹去或是诬告政治上的敌对势力，而本土历史恰恰保存了这些被边缘化的历史记忆”（89页）。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

同时丘吉维尔也强调，本土历史或“伪史”“野史”的虚构性当然高于其历史保护性，但也恰恰是这种虚构性，可以折射出更多历史真相。比如在她看来，与其把霍夫施塔特的名作《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看作一部政治史作品，倒不如将其视为本土历史研究的里程碑，因为这部作品“表明文化与个体都可以被其语言习惯风格所揭示”（91页）——我们的“风格”，即我们偏好以怎样的语言表达自身、以怎样的神话合理化我们的行为，往往比通过这种风格构建的“历史事实”更接近真相。

本土历史的风格同样指向其间个体的情感。这本文集收录的另一篇文章《我们的情感有历史吗》指向的显然是情感史研究。在作者海伦·卡尔（她也是本书的主编，同时还是E. H. 卡尔的重孙女）看来，“为了创造一个回望情感历史的视野，我们应当且必须回望前人的情感经历与视野，以此与历史共鸣”（154页）。而这种创造最终还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现实，理解自身与他者的情感因何而起，又将引领我们去往何方。海伦·卡尔列举了两种“愤怒”，一是2021年第一周特朗普煽动其支持者攻击国会大厦的愤怒，一是2017年带来反性骚扰运动的女性愤怒。在她看来，基于情感史的角度对这两个事件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为当下的情感创造空间”（同上），进而提升对他者与群体情感的敏感度——情感的凝聚，往往会在历史转向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有时你必须像推倒一座雕像那样书写历史”

“有时你必须像推倒一座雕像那样书写历史”

相信历史乃“奇特之地”，或考察“历史事实”的风格、个体与群体的情感动向，本质上都是对不确定性的确认。但既然历史充满不确定性，人们该如何对其进行书写？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历史本身并不确定，然而我们却拥有足够多已经确定的“历史事实”。于是在《光荣的纪念》一文中，丹·希克斯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方法论，“有时你必须像推倒一座雕塑那样书写历史”（113页）。

2020年6月7日，一群示威群众聚集到了英国西南部的布里斯托市，将该城著名人物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像直接从底座上拉了下来。

希克斯论述的关键案例是“移除科尔斯顿雕像”事件，这一案例也在这本文集里多次出现。2020年6月，通过奴隶贸易积累财富、据估算因此造成约两万人丧命的英国商人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像被布里斯托尔民众移除，尽管“历史”上，这位商人曾被认为是“布里斯托尔市的大恩人，热心于这座城市的慈善事业”。在科尔斯顿雕像被移除五天后，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便在其社媒上表示，“我们现在不能试图编辑或审查我们的过去。我们不能假装自己没有过历史”（107页）。然而在希克斯看来，约翰逊的言论暴露的是他个人的复古倾向，即“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历史观、英国殖民主义和英国脱欧后的殖民怀旧倾向之间的密切联系”（同上）。这种倾向捍卫的显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一种封闭的未来：

竖立雕像是为了使殖民势力归化，是为了庆祝帝国

竖立雕像是为了使殖民势力归化，是为了庆祝帝国，但更多是为了长久维持殖民统治，使之深深扎根，成为我们城市的一部分。布里斯托尔的科尔斯顿雕像，抑或是牛津的罗德斯雕像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正是我童年在小教堂、大教堂和美术馆中最初接触雕像时，所体会到的那种长久持续感。这些包含了不平等与白人至上主义理念的形象就这样被竖立在街头，它们重构了某种神圣的美学理念，并使之服务于殖民主义的未来延续。（108页）

由此希克斯也对卡尔的“案板上的鱼”理论进行了有效补充。一旦某些历史认知被固化为雕像一般的纪念物式存在，它就不再只是“案板上的鱼”，可以被轻易移除，或是只存在于某个时代的“案板”之上。“卡尔关于历史语境的解释倾向，很容易让位于特定的道德判断。我们会发现自己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做出恶行的）人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前人与今人不同。但这些人的雕塑形象，如今就屹立在我们眼前的街道上”（同上）。当竖立雕像意味着延续一种封闭的历史，或令历史“静止不动”的企图，推倒一座雕像自然构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历史书写——当代人有权构建自身能够与之共存的历史与纪念。

[德]苏珊·奈曼著《父辈之罪》

希克斯的论述不免令人想到《父辈之罪》一书中对罪责记忆的审视。在该书作者、道德哲学家苏珊·奈曼看来，德国的战后反思足以成为美国的榜样，而正是因为对战争记忆的不当处理，才导致后者如今的分裂局面。“2017年发生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反对拆除罗伯特·李纪念碑的示威活动确立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纳粹不仅是德国的问题。你可能更倾向于称那些示威者为白人至上主义者、但他们与纳粹其实并无分别……美国的纳粹分子对邦联事业的拥戴表明，任何为这些标志而战的人，都是在为纳粹和各种种族主义者所共享的那些价值观而战”（[德]苏珊·奈曼：《父辈之罪》，李泳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1月，363页）。我们不难看出，雕像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越了历史，因为只要它仍然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之内，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就会继续影响这一空间的当下与未来。

所以假如我们果真能够推倒那些不该存在于这个时

所以假如我们果真能够推倒那些不该存在于这个时代的雕像，为当下赢得足够多的空间，我们应当书写怎样的历史，来实现一个更加开放、更有希望的未来？值得书写的显然是那些未曾被书写之物。在这一问题上，这本文集收录的《如何书写残障人士的历史》《我们该如何寻回失落的女性生活史》以及《为什么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多元化很重要》三篇文章都关注到了历史上具体的“失踪者”，“多元化有时被视为恣意强加给历史片段的现代惯用语。但关于英国历史的研究却足以表明，多元化本身就是历史事实”（186页）。而更现实的意义显然在于，倘若我们无法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历史，我们也就注定无法想象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未来。“对理查三世脊柱侧弯的追溯性诊断取代了莎士比亚笔下‘驼背的毒蛤蟆’的理查三世形象，抑或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残障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经验”（122页）“如果我们能写出新的女性史，并且坚定地表达，为什么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书写她们，那么‘女性也很重要，她们值得被讨论’的观点也就不至于再受到男性的嘲笑”（208页）。

于是更进一步，在《为何历史应当被不断重写》一文中，夏洛特·莉迪亚·莱利再次明确，“只有在持续不断的书写与重写过程中，历史才得以存在”（289页）。换言之，尽管“推倒雕像”“寻找失踪者”一类的努力常常被视为有限空间内的话语之争，但这些努力真正指向的其实是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与未来，因为倘若我们无法持续重写历史，历史空间就会愈发封闭，进而被基于现实利益的神话占据——与需要精心培育的历史认知相比，“神话”仿佛霉菌，一旦空间封闭，便很容易肆意滋生。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卡尔半个世纪前对于历史理应成为一种持续对话的要求，《历史是什么2.0》中的当代学者从自身经验出发，进一步阐明这种要求为何合理且迫切。但对这一要求的阻力也显而易见。归根结底，历史无法成为某种固化的知识或认知的这一判断，本身就是反常识的。在《为什么历史应该被影视化》一文中，历史学家兼编剧阿丽克斯·冯·藤泽尔曼提出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认知误区，那就是把历史虚构作品当成历史本身来看，于是对相关作品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是否“符合史实”直接挂钩。但这种误区本身也隐藏着一种希望——当人们困惑于何为事实，何为虚构时，“区分二者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在各个教育阶段中都鼓励并教授批判性思维方式”，“历史教育在此便有了用武之地”（48页）。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如今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倘若历史教育再局限于提供基本信息，显然意义不大。如何在巨量信息中去芜存菁，才是如今人们迫切需要习得的技艺——把浩如烟海、错综复杂的历史叙事当作素材进行思维训练，显然是个不错的方法。

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刺杀肯尼迪》

当然“历史虚构”，或者干脆基于“阴谋论”的历

当然“历史虚构”，或者干脆基于“阴谋论”的历史书写总是可疑的。1991年，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刺杀肯尼迪》上映。这部影片致力于颠覆官方的调查报告，试图说服观众肯尼迪之死并非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为了提升这种观点的可信性，斯通采用了“纪录片式”的风格进行拍摄。于是人们往往认为，《刺杀肯尼迪》这部“历史虚构”作品助长了阴谋论的流行。但藤泽尔曼指出，关于这一事件的阴谋论，在大半个世纪里一直广为流传。“1983年，百分之七十四受访的美国人都相信肯尼迪之死是一个阴谋。在电影放映后的1992年，这个数字轻微提升到了百分之七十七，随后的1993年又回落到百分之七十五”（40页）。真正明显的变化出现在1966年至1976年间，阴谋论的支持者从百分之五十激增到百分之八十一，而这显然与当时美国的政治现实相关。于是藤泽尔曼得出结论，“比起电影制作人，政治家们的言行举止往往更容易影响公众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同上）。实际上，《刺杀肯尼迪》非但没有造成阴谋论的广泛传播，反而有助于事实的澄清，因为影片的上映倒逼政府逐步公开相关档案。于是“到2013年，相信阴谋论的受访者比例已经跌至百分之六十一”（41页）。

因而说到底，对一种“开放历史”，或者历史理应在持续的对话中不断重写的信念，基于的是这样的事实：人们有权也有能力对来自不同立场的历史叙述进行探究与判断。于是自然地，“开放历史”的敌人也与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敌人”相似：他相信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而奴隶们被奴役”的历史便是正义——而与历史持续对话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让人自己能够走出这种永恒静止的、封闭的绝望。

实际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正是以“如何确认历史的意义”的讨论收尾：“当我们抛弃了权力的历史是我们的审判者这种观念时，当我们已经不再担心历史是否将为我们作证明时，也许就是我们可以成功控制权力之日。这样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证明历史，而历史正需要这样的证明。”（[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21页）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而历史亦当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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