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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遭家长连环举报两月一事在网
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遭家长连环举报两月一事在网上闹得是沸沸扬扬。原因不过是直播连麦时客观判定：孩子零食未被回礼、课间轻微推搡只是普通社交摩擦，算不上校园霸凌，不愿顺着家长的想法定性，便被反复投诉举报。
高校教师真是不容易，战战兢兢如覆薄冰，一不小心就被人举报，举报者零成本被举报者却是焦头烂额还收获了一堆麻烦。
2023年，南京航空航电大学的老师因为多次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被学生举报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兰州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当时在PPT上引用网络上的一些错误观念以教学使用，然而却被“别有用心”的学生，故意截图配上煽动性的文字，扭曲事实、颠倒黑白，发到网络上陷害老师。
正当举报是学校整治师德失范、学术腐败不可或缺
正当举报是学校整治师德失范、学术腐败不可或缺的监督手段，也是是学生的正当权利。但是那种无边界、无证据、出于私怨目的不纯的恶意举报，就是滋生告密文化最好土壤。
中国的举报告密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颁布“挟书律”，鼓励百姓举报私藏禁书者。比秦始皇更早更厉害的是商鞅，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举报告密制度化。商鞅设计了“什伍连坐”制度，要求每五户、十户人家互相监视，"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也没有想到自己死于自己设计的制度。
汉朝汉武帝时宣布告缗令"：鼓励百姓告发隐匿财产的富人，告发者可得被没收财产的一半，“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史记·平准书》），商贾中产几乎被榨干，朝廷用告密解决了财困难。
唐朝武则天为铲除李唐宗室、反对朝臣、巩固武周统治设立铜匦告密箱，下诏号召天下人赴洛阳告密。武则天将鼓励告密作为政治清洗工具，重用酷吏制造恐怖氛围。武则天稳定统治以后，又杀了来俊臣这些酷吏。
明朝朱元璋为打击逃户、贪腐、谋反，以《大诰》
明朝朱元璋为打击逃户、贪腐、谋反，以《大诰》强制邻里、亲属告密，用连坐倒逼互相检举，当时多地出现子女绑父、亲戚互扭送京的现象。朱棣建立常设特务厂卫，重点打击官员私下非议、文人诗文、民间谶语、宗室私下往来、疑似谋逆。
清朝告密文化是两千多年来最厉害的，有官员密折互告、有文字狱全民告发有、有专职特务监视，所有人都在控制之中登峰造极无处可逃。清朝极度防范反清思想，诗句字眼、年号避讳、史书用词、私下祭祀前朝，都会被路人、街坊、奴仆检举，文人日常提笔说话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文字狱，说什么“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也是大罪！
儒家给告密划了条底线，那就是孔子那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矣” （《论语·子路》），基本人伦就是底线。《唐律疏议·斗讼》明文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血缘关系是不能随便突破的，这是稳定的基础。可是在那段特殊时期，鼓励子女揭发父母，亲情让位于政治标准，张红兵举报母亲方忠谋就是一个著名的案例，16岁的张红兵为表达立场举报母亲，结果母亲被判死刑。张红兵成年成为律师后，长期深陷重度心理愧疚，多次公开接受采访忏悔，把这次举报视作精神层面的“弑母”。
著名作家巴金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告密者，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被告密者。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监视的世界里，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巴金《随想录》）
互联网时代，告密者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
互联网时代，告密者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互联网的匿名性反而极大地降低了举报的门槛，举报更加轻而易举更加泛滥，因为一篇日记、一本小说、一个演讲，如果不符合他的胃口，一个手机一个电脑一个截图就能举报你，反正只要能上纲上线行。
正常举报是维护正义的工具，恶意举报则是毁灭信任的武器。 举报是基于事实、指向违法违纪行为的正当权利；告密则是出于私利、针对个人言行或观点的道德指控。互联网时代，告密需要什么？很简单，告密只需要情绪和流量，不需要事实依据。告密文化最致命的后果是摧毁社会信任。邻里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都互相提防，每个人又变成了一座孤岛。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保持清醒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告密者往往都是人性扭曲的和心理变态的，他们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立场出发，用一套正义化语言把自己包装成正确的人，自己就是正义、自己就是真理、自己就是爱国的化身，随便给人带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自己就是道德法庭的审判者。
有人说得好，“告密者不配称为完整的人。”
当每个人都知道身边的人可能随时举报自己时，还
当每个人都知道身边的人可能随时举报自己时，还能有什么真诚的交流，只能说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当你写文章发表时面临的不是正常的争论，而是用一大堆的帽子举报你，你还怎么写？他们不敢与你堂堂正正辩论，就躲在后边给你使绊子，这些人心理有多黑暗多龌蹉！
当我们审视告密者，实际上是在审视人性深处最幽暗的角落。
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包容多元观点，理性争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蔡元培办北京大学时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奠定了现代大学精神。当时的北大既有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讲中国文化本位的辜鸿铭、梁漱溟。北大既可以讲民主与科学，也可以讲尊孔复古、国粹主义；更可以讲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各种思想；新学派旧学派戴辫子不戴辫子的都是大学教授。如果大学只允许一个标准，一个声音，那么大学还是大学吗？年轻人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追求真理的，而不是偷偷摸摸蝇营狗苟的。
人大副校长吴晓求说过，“不要做告密的人。告密者大多投机钻营，灵魂扭曲，眼神游离。要做坦荡、光明正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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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遭家长连环举报两月一事在网
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遭家长连环举报两月一事在网上闹得是沸沸扬扬。原因不过是直播连麦时客观判定：孩子零食未被回礼、课间轻微推搡只是普通社交摩擦，算不上校园霸凌，不愿顺着家长的想法定性，便被反复投诉举报。
高校教师真是不容易，战战兢兢如覆薄冰，一不小心就被人举报，举报者零成本被举报者却是焦头烂额还收获了一堆麻烦。
2023年，南京航空航电大学的老师因为多次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被学生举报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兰州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当时在PPT上引用网络上的一些错误观念以教学使用，然而却被“别有用心”的学生，故意截图配上煽动性的文字，扭曲事实、颠倒黑白，发到网络上陷害老师。
正当举报是学校整治师德失范、学术腐败不可或缺
正当举报是学校整治师德失范、学术腐败不可或缺的监督手段，也是是学生的正当权利。但是那种无边界、无证据、出于私怨目的不纯的恶意举报，就是滋生告密文化最好土壤。
中国的举报告密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颁布“挟书律”，鼓励百姓举报私藏禁书者。比秦始皇更早更厉害的是商鞅，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举报告密制度化。商鞅设计了“什伍连坐”制度，要求每五户、十户人家互相监视，"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也没有想到自己死于自己设计的制度。
汉朝汉武帝时宣布告缗令"：鼓励百姓告发隐匿财产的富人，告发者可得被没收财产的一半，“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史记·平准书》），商贾中产几乎被榨干，朝廷用告密解决了财困难。
唐朝武则天为铲除李唐宗室、反对朝臣、巩固武周统治设立铜匦告密箱，下诏号召天下人赴洛阳告密。武则天将鼓励告密作为政治清洗工具，重用酷吏制造恐怖氛围。武则天稳定统治以后，又杀了来俊臣这些酷吏。
明朝朱元璋为打击逃户、贪腐、谋反，以《大诰》
明朝朱元璋为打击逃户、贪腐、谋反，以《大诰》强制邻里、亲属告密，用连坐倒逼互相检举，当时多地出现子女绑父、亲戚互扭送京的现象。朱棣建立常设特务厂卫，重点打击官员私下非议、文人诗文、民间谶语、宗室私下往来、疑似谋逆。
清朝告密文化是两千多年来最厉害的，有官员密折互告、有文字狱全民告发有、有专职特务监视，所有人都在控制之中登峰造极无处可逃。清朝极度防范反清思想，诗句字眼、年号避讳、史书用词、私下祭祀前朝，都会被路人、街坊、奴仆检举，文人日常提笔说话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文字狱，说什么“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也是大罪！
儒家给告密划了条底线，那就是孔子那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矣” （《论语·子路》），基本人伦就是底线。《唐律疏议·斗讼》明文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血缘关系是不能随便突破的，这是稳定的基础。可是在那段特殊时期，鼓励子女揭发父母，亲情让位于政治标准，张红兵举报母亲方忠谋就是一个著名的案例，16岁的张红兵为表达立场举报母亲，结果母亲被判死刑。张红兵成年成为律师后，长期深陷重度心理愧疚，多次公开接受采访忏悔，把这次举报视作精神层面的“弑母”。
著名作家巴金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告密者，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被告密者。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监视的世界里，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巴金《随想录》）
互联网时代，告密者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
互联网时代，告密者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互联网的匿名性反而极大地降低了举报的门槛，举报更加轻而易举更加泛滥，因为一篇日记、一本小说、一个演讲，如果不符合他的胃口，一个手机一个电脑一个截图就能举报你，反正只要能上纲上线行。
正常举报是维护正义的工具，恶意举报则是毁灭信任的武器。 举报是基于事实、指向违法违纪行为的正当权利；告密则是出于私利、针对个人言行或观点的道德指控。互联网时代，告密需要什么？很简单，告密只需要情绪和流量，不需要事实依据。告密文化最致命的后果是摧毁社会信任。邻里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都互相提防，每个人又变成了一座孤岛。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保持清醒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告密者往往都是人性扭曲的和心理变态的，他们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立场出发，用一套正义化语言把自己包装成正确的人，自己就是正义、自己就是真理、自己就是爱国的化身，随便给人带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自己就是道德法庭的审判者。
有人说得好，“告密者不配称为完整的人。”
当每个人都知道身边的人可能随时举报自己时，还
当每个人都知道身边的人可能随时举报自己时，还能有什么真诚的交流，只能说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当你写文章发表时面临的不是正常的争论，而是用一大堆的帽子举报你，你还怎么写？他们不敢与你堂堂正正辩论，就躲在后边给你使绊子，这些人心理有多黑暗多龌蹉！
当我们审视告密者，实际上是在审视人性深处最幽暗的角落。
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包容多元观点，理性争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蔡元培办北京大学时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奠定了现代大学精神。当时的北大既有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讲中国文化本位的辜鸿铭、梁漱溟。北大既可以讲民主与科学，也可以讲尊孔复古、国粹主义；更可以讲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各种思想；新学派旧学派戴辫子不戴辫子的都是大学教授。如果大学只允许一个标准，一个声音，那么大学还是大学吗？年轻人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追求真理的，而不是偷偷摸摸蝇营狗苟的。
人大副校长吴晓求说过，“不要做告密的人。告密者大多投机钻营，灵魂扭曲，眼神游离。要做坦荡、光明正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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