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赖剑文博士（Harryanto A

作者简介：赖剑文博士（Harryanto Aryodiguno, Ph.D），印度尼西亚总统大学（President University, Indonesia）副教授。

当中国电影《 给阿嬷的情书 》在东南亚上映后，有评论者将其形容为北京对 海外华人 的"软性宣传工具"。他们认为，电影通过描绘华人移民与祖籍地之间的情感连结，试图唤起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进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这样的观点或许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离散 族群 的身份认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侨乡与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历史为背景，讲述后代透过侨批与家书追寻家族记忆的故事。从内容来看，电影并未涉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出现任何政治口号或民族主义宣传。它所呈现的，更多是一段关于家庭、乡愁与历史记忆的叙事。

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非电影是否具有政治

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非电影是否具有政治意涵，而是文化记忆是否足以塑造一个人的政治认同。

以 印尼 华人的历史经验来看，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政府推行强烈的同化政策。华文学校被关闭，华文出版受到限制，许多华人家庭被迫放弃中文姓名与语言。若按照部分评论者的逻辑，经过数十年的文化断裂后，印尼华人的华人认同理应逐渐消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原因在于，身份认同从来不只是文化问题，更是社

原因在于，身份认同从来不只是文化问题，更是社会与政治问题。

当时许多印尼华人即使已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文化，却仍然被要求持有"印尼共和国国籍证明书"（SBKRI），以证明自己是印尼公民。换言之，国家一方面要求华人全面融入印尼社会，另一方面却又透过制度安排不断提醒他们与其他公民有所不同。

这种矛盾讯息所产生的结果，不是认同的消失，而是认同的再生产。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日惹特区的土地政策上。许多出生于当地、以爪哇语为母语的华裔居民，至今仍被视为"非原住民"，无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完全相同的土地权利。对这些人而言，使他们感受到自身"华人身份"的，不是来自中国的电影，也不是祖先的故事，而是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给阿嬷的情书》视为一部足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给阿嬷的情书》视为一部足以唤醒海外华人政治忠诚的宣传作品，或许高估了文化产品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力。

对许多年轻一代东南亚华裔而言，他们不会说中文，未曾长期居住中国，甚至对中国的历史与政治缺乏深入了解。《给阿嬷的情书》所唤起的，更多是对祖父母一代移民经历的好奇，以及对家族历史的理解，而非某种政治上的归属感。

当然，文化从来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任何关于身份与历史的叙事，都可能在不同情境下产生政治效果。然而，政治认同并不会因为一部电影而自动形成。真正影响一个人身份认同的，往往是他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经验，以及国家如何看待和对待他。

因此，与其担心《给阿嬷的情书》是否会让海外华人重新认同中国，不如思考另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长期将某些族群视为"外来者"时，究竟是电影在塑造认同，还是社会本身正在塑造认同？

离散身份的形成，从来不只是血统的问题，也不只

离散身份的形成，从来不只是血统的问题，也不只是文化的问题，而是关于承认（recognition）与归属（belonging）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那么祖先的记忆往往只是文化记忆；但当某些群体持续被视为局外人时，原本只是家族历史的记忆，也可能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给阿嬷的情书》或许不是一部关于政治宣传的电影，而是一面映照各国如何理解自身多元社会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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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赖剑文博士（Harryanto A

作者简介：赖剑文博士（Harryanto Aryodiguno, Ph.D），印度尼西亚总统大学（President University, Indonesia）副教授。

当中国电影《 给阿嬷的情书 》在东南亚上映后，有评论者将其形容为北京对 海外华人 的"软性宣传工具"。他们认为，电影通过描绘华人移民与祖籍地之间的情感连结，试图唤起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进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这样的观点或许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离散 族群 的身份认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侨乡与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历史为背景，讲述后代透过侨批与家书追寻家族记忆的故事。从内容来看，电影并未涉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出现任何政治口号或民族主义宣传。它所呈现的，更多是一段关于家庭、乡愁与历史记忆的叙事。

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非电影是否具有政治

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非电影是否具有政治意涵，而是文化记忆是否足以塑造一个人的政治认同。

以 印尼 华人的历史经验来看，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政府推行强烈的同化政策。华文学校被关闭，华文出版受到限制，许多华人家庭被迫放弃中文姓名与语言。若按照部分评论者的逻辑，经过数十年的文化断裂后，印尼华人的华人认同理应逐渐消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原因在于，身份认同从来不只是文化问题，更是社

原因在于，身份认同从来不只是文化问题，更是社会与政治问题。

当时许多印尼华人即使已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文化，却仍然被要求持有"印尼共和国国籍证明书"（SBKRI），以证明自己是印尼公民。换言之，国家一方面要求华人全面融入印尼社会，另一方面却又透过制度安排不断提醒他们与其他公民有所不同。

这种矛盾讯息所产生的结果，不是认同的消失，而是认同的再生产。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日惹特区的土地政策上。许多出生于当地、以爪哇语为母语的华裔居民，至今仍被视为"非原住民"，无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完全相同的土地权利。对这些人而言，使他们感受到自身"华人身份"的，不是来自中国的电影，也不是祖先的故事，而是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给阿嬷的情书》视为一部足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给阿嬷的情书》视为一部足以唤醒海外华人政治忠诚的宣传作品，或许高估了文化产品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力。

对许多年轻一代东南亚华裔而言，他们不会说中文，未曾长期居住中国，甚至对中国的历史与政治缺乏深入了解。《给阿嬷的情书》所唤起的，更多是对祖父母一代移民经历的好奇，以及对家族历史的理解，而非某种政治上的归属感。

当然，文化从来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任何关于身份与历史的叙事，都可能在不同情境下产生政治效果。然而，政治认同并不会因为一部电影而自动形成。真正影响一个人身份认同的，往往是他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经验，以及国家如何看待和对待他。

因此，与其担心《给阿嬷的情书》是否会让海外华人重新认同中国，不如思考另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长期将某些族群视为"外来者"时，究竟是电影在塑造认同，还是社会本身正在塑造认同？

离散身份的形成，从来不只是血统的问题，也不只

离散身份的形成，从来不只是血统的问题，也不只是文化的问题，而是关于承认（recognition）与归属（belonging）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那么祖先的记忆往往只是文化记忆；但当某些群体持续被视为局外人时，原本只是家族历史的记忆，也可能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给阿嬷的情书》或许不是一部关于政治宣传的电影，而是一面映照各国如何理解自身多元社会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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