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许可》上线流媒体，终于看了这部久闻大名

《我，许可》上线流媒体，终于看了这部久闻大名的 电影 。差，非常差。

我写观后感，往往强调个人感受和观点，很少用“差”这种事实性描述。只有极少数电影破例，《我，许可》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它都算不上一部人物可信、叙事完整的电影。

人物不可信，每个角色都综合了社交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但这些特征彼此之间又存在天然冲突，导致每个角色都像空洞的符号。

女主角许可（ 文淇 饰）25岁，是个老师，没有性经验。有高品位的文化素养，譬如去山西看古建，假期去看展览看话剧。拥有非常现代的性别意识，会用情趣玩具自娱，还大胆地跟班上同学分享生理期知识，并在班里实行卫生巾共产主义。在品味与性别意识上如此完美，却有着一言难尽的生活状态，出租房里地动山摇的洗衣机，凌乱不堪的家居环境，连2万元手术费都无法支付。拥有现代女性的外壳，内在却让生活处于失控的边缘，这也许符合所谓文艺女青年的刻板印象吧。

让人费解的是，许可怎么成长为如此“现代”的女

让人费解的是，许可怎么成长为如此“现代”的女性。按照影片中的描述，她有个渣男的爹、控制欲强的妈，这样的原生家庭简直如狼窝虎穴。她大学毕业不久，能当上老师大概率是师范毕业，仅仅靠大学四年就能让一个女性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主角许可的现代，尚可被解释为年轻人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能力强，那母亲胡春蓉（ 秦海璐 饰）的角色塑造，则是彻头彻尾的灾难。按照影片描述，许可是00后，那胡春蓉大概率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后期。这代人是改开红利最大的受益人，也是思想相对开明的一代。结果在电影中表现得却如前清遗老，她拒绝在女儿的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理由是怕破坏处女膜，影响名声。

这简直是对母性的羞辱。女儿的生命和名声，这在一个母亲的价值天平上孰轻孰重？这事如果发生在一百年前，确实有几分可信，但导演偏偏将这个核心冲突放在2025年，放在70后母亲和00后女儿两代人身上，一个身上带着腐朽的裹尸布味道，一个又站在思潮前沿大谈主体性，虚构的代际冲突完全脱离时空语境和文化土壤。

影片仿佛害怕胡春蓉不够腐朽和僵化，继续加戏，让她化身成面目狰狞的权力上位者，试图展现某种东亚家庭控制与反控制。她拉着女儿诉苦，说她六年来骑着车带女儿去少年宫学习舞蹈又多么不易，许可对她说“我想学的不是舞蹈，是画画”，这句话十多年前她就没听，许可成年后她也没听见，反而将其视为培养女儿的勋章。还有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鸡肉”，许可一遍遍强调自己不爱吃鸡肉，胡春蓉总是选择性过滤，一遍遍给许可寄来鸡肉，甚至闯进许可家里烹饪好逼着女儿吃。

母女冲突到极致的时候，胡春蓉从冰箱里拿出鸡肉

母女冲突到极致的时候，胡春蓉从冰箱里拿出鸡肉，一块块地砸在地面上。令人窒息的场景，符合不少“父母是祸害”的刻板印象。

问题在于，胡春蓉在影片又不仅是权力上位者与冷酷的施害者，她又要表现出女性柔弱顺从的一面，比如在家政工作中遭遇骚扰，她选择忍气吞声；她还有现代女性富有勇气和开明的一面，比如她抛下“渣男”丈夫的勇敢出走，再比如她能在家政女工的戏剧工作坊表现出挑，能在夜场接过摇滚歌手的话筒唱得惊艳全场。腐朽、保守、控制，柔顺、胆怯、开放、多才多艺这些特质综合在一个角色身上，已经不是不可信，而成为奇观了。

导演和编剧偏偏要这么安排，恨不得把一百年来女性的所有观念、行为和特质都塞到这对母女身上，导致观众看她们的行为好像在刷短视频，跳跃、极端、毫无逻辑。

然而导演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塞各类热点工具桥段。比如让许可发现学生吃避孕药减肥，结果商家寄来打胎药，差点害死那个女孩，再借许可的口发表关于身材焦虑的宣言，与主题毫无关系，而且悲剧还建立在“商家寄错药”这种无厘头的极小概率事件上。再比如给许可做手术的医生（白客 饰），他反复强调这个手术必须要亲属同意书，以防止破坏处女膜后遭遇医闹，电影还特意让医生遭遇了一次未成年人怀孕诊断造成的医闹。医患关系紧张、未成年人性教育等议题又“成功”植入。

短视频一条接一条、口号一个接一个，唯独没有人

短视频一条接一条、口号一个接一个，唯独没有人物、没有电影。

影片中的男性角色也令人费解。“父亲”这一角色全程消失，只出现在母女俩的对话中，被封为“渣男”，但究竟做出那些渣事，电影却没有任何表现，只有胡春蓉在工作坊的分享时提到丈夫把自己心爱的花浇死了，这个桥段甚至在后半段借主角的口给消解掉，证明那盆花就是因为缺营养元素，父亲用茶叶浇花的行为更类似于“背锅”。

父亲有出轨吗？似乎没有，否则不至于妻子离家出走后连点外卖都要求助女儿。父亲有家暴吗？似乎也没有，否则以女儿的现代勇敢，应该早就把父亲送进监狱了。胡春蓉和女儿聊起丈夫，也提到当年他是大专生，有文化，后来开了茶叶店，也侧面证明父亲这个人物曾经有吸引力且无明显的悖德行为，考虑到胡春蓉出走后只能干家政工作，说明父亲的茶叶店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再结合他们70后的生活年代，茶叶店应该是赶上了市场化的时代红利，这一家人的经济水平应该不差。从影片中能推测出这家人的基本情况，父亲90年代大专生，下海经营茶叶店，母亲全职家庭主妇。父亲没有出轨、家暴、重男轻女，夫妻问题还是集中在东亚“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以及双方缺乏沟通的情感破裂。

这固然可以解释成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出走，但对父亲角色的塑造又显得荒诞，他始终缺席，无从申辩，只在电话里求助女儿怎么用手机点外卖。一个70后、有商业经验的中年人，即使再饭来张口，也不至于如此跟时代脱节。男性角色被处理为丑角没问题，但不能降低可信度，反而让男权社会下传统家庭模式的深层问题被一句“渣男”掩盖。

可以对比《出走的决心》，看看人家对那种窒息家

可以对比《出走的决心》，看看人家对那种窒息家庭关系的塑造，丈夫和孩子共同用母职绑架了母亲李红（咏梅 饰），她遭受的煎熬仿佛钝刀子割肉，无声，血慢慢沁出来，没人知道，甚至女儿一家还爬过来吸。对女性的戕害不来自于某个个体，而是更大的幽灵。女性应对要鼓足勇气、承担痛苦，出走不是愉快的郊游，顺便享受生活，更不是如胡春蓉这样悬浮和戏谑。

《我，许可》或许想对标电影《好东西》，试图拍出那种轻盈的童话感，于是又加了很多金句和喜剧桥段。两者一比，高下立判。《好东西》的聪明在于，它专注于那些具有现代意识、并且解决了基本生存困境的女性。这部影片发生在上海，两个女主，一个是单亲妈妈、中年资深媒体人王铁梅，一个是缺爱的乐队主唱小叶，两人互相帮助但不介入彼此的生活，直面身体的欲望、情感的缺憾，有时游刃有余地制造生活笑料，有时不得不面对破碎与重建。《好东西》描述了一种女性童话，暂时搁置了代际、阶层、经济等更复杂的议题，这些比性别问题更宏大更难索解，不如专注在人物上。因此，在《好东西》里我们看不到两代人撕扯，看不到经济困窘，甚至对渣男的描绘也不那么充满敌意，因为那里的女性，正直勇敢有阅读量。

许可似乎也算是“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女性，但导演塞进了太多本不该属于她的议题，导致她像那个划短视频的手指，机械地完成一个又一个不相关的指令。手术破坏处女膜，这个核心矛盾的设置就充满陈腐的味道，很难想象一个都市00后女性会把这玩意儿当回事。一个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充满控制欲又胆小怕事、满脑子贞操又能唱摇滚的母亲，这对割裂的母女最终要强行和解。

母女和解以许可开始吃鸡肉为标志。影片设定中，许可本来强烈厌恶鸡肉，最终强迫自己吃下鸡肉，还一边吃一边哭，据称这是“她愿意迈出理解妈妈的第一步”。这种套路暗含了一个陈腐的逻辑：代际和解以改变自我为代价。这绝不是一种健康的亲子关系，现代家庭关系或亲密关系中，应该以尊重对方为基本前提，接纳彼此的差异，孩子穿不穿秋裤、什么时候结婚，父母不必焦虑；父母跳跳广场舞，搞个黄昏恋，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孩子也不必多嘴。

爱彼此，接纳彼此，和而不同，而不是要介入甚至

爱彼此，接纳彼此，和而不同，而不是要介入甚至成为对方。许可含泪吃鸡肉的桥段，隐含着开始将母亲的控制进行内化的征兆，她所有的抵抗都在此刻失效。母亲成功地把吃鸡肉的行为植入女儿的模式，她不再纠结自己本来喜欢画画却被母亲要求学跳舞，也不再纠结母亲肆意闯入自己的房间，“主动”理解并成为母亲所要求的女儿。也就是说，主角许可在现代女性意识的成长线上，在母女关系上前进了一小步，在权力与被控制的层面后退了一大步。

看似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却往往依赖性别视角的机械降神。母亲唱了摇滚，参加了戏剧工坊，就忽然变成了现代女性，所有的结构性困境瞬间消失；男医生担心手术争议，只要换成女医生，所有的医患风险荡然无存。性别议题仿佛悬置在真空之中，这已经不是童话，而是幻觉了。

如果仅仅针对这部电影，我大可不必把这些荒诞之处罗列出来。让我不安的，是这部电影带来的公众评价，某瓣上高达8.2的评分，击碎了我对电影本体语言的认知。批评电影的人，都成了“bro急了”，关于这部电影，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让女性电影“先上说，再挑菜”。

我再次声明，即便抛开性别议题，《好东西》《出走的决心》也是优秀的电影，我很喜欢，也乐见其成。《我，许可》则显示出一种议题高于电影的鸡贼，立场先行，便可以打着“上桌”的旗号收获拥趸。

近年来流行“上桌”思维，包括但不限于性别议题

近年来流行“上桌”思维，包括但不限于性别议题。这是不顾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而强行设定结果中的表面公平。举个例子，美国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8%的大学生需要在大学阶段由老师补习高中数学，十年前这个数据不足1%。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根本不具备高中数学能力。他们“受益于”DEI政策，很多美国大学在录取时，取消了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参考，不少非裔美国人在没有掌握充分的知识和能力之前，就被补偿性地送进大学。

这就是“上桌”思维的体现，立场先行，不考虑历史因素和现实复杂性，直接要求结果正义，美其名曰“补偿”，但这种补偿，让不合格的大学生进入大学，让不合格的电影收获好评，且不容置疑。总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却忽视了改变的长期性。《好东西》轻盈前卫，《出走的决心》沉厚有力，都在各自的领域专注拍电影、回应真问题，它们没有借助上桌思维来强行上桌，反倒是许多跟风之作顶着上桌的口号来蹭饭，反倒激起更大的矛盾，那些本应上桌的，反而陷入无聊的争议被湮没。上桌思维，跨过了本来的社会问题，预设了另一重特权，保护了鸡贼的人来分一杯羹，只留下抛开问题的口水战，这便是“先上桌，后挑菜”的思维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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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许可》上线流媒体，终于看了这部久闻大名

《我，许可》上线流媒体，终于看了这部久闻大名的 电影 。差，非常差。

我写观后感，往往强调个人感受和观点，很少用“差”这种事实性描述。只有极少数电影破例，《我，许可》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它都算不上一部人物可信、叙事完整的电影。

人物不可信，每个角色都综合了社交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但这些特征彼此之间又存在天然冲突，导致每个角色都像空洞的符号。

女主角许可（ 文淇 饰）25岁，是个老师，没有性经验。有高品位的文化素养，譬如去山西看古建，假期去看展览看话剧。拥有非常现代的性别意识，会用情趣玩具自娱，还大胆地跟班上同学分享生理期知识，并在班里实行卫生巾共产主义。在品味与性别意识上如此完美，却有着一言难尽的生活状态，出租房里地动山摇的洗衣机，凌乱不堪的家居环境，连2万元手术费都无法支付。拥有现代女性的外壳，内在却让生活处于失控的边缘，这也许符合所谓文艺女青年的刻板印象吧。

让人费解的是，许可怎么成长为如此“现代”的女

让人费解的是，许可怎么成长为如此“现代”的女性。按照影片中的描述，她有个渣男的爹、控制欲强的妈，这样的原生家庭简直如狼窝虎穴。她大学毕业不久，能当上老师大概率是师范毕业，仅仅靠大学四年就能让一个女性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主角许可的现代，尚可被解释为年轻人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能力强，那母亲胡春蓉（ 秦海璐 饰）的角色塑造，则是彻头彻尾的灾难。按照影片描述，许可是00后，那胡春蓉大概率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后期。这代人是改开红利最大的受益人，也是思想相对开明的一代。结果在电影中表现得却如前清遗老，她拒绝在女儿的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理由是怕破坏处女膜，影响名声。

这简直是对母性的羞辱。女儿的生命和名声，这在一个母亲的价值天平上孰轻孰重？这事如果发生在一百年前，确实有几分可信，但导演偏偏将这个核心冲突放在2025年，放在70后母亲和00后女儿两代人身上，一个身上带着腐朽的裹尸布味道，一个又站在思潮前沿大谈主体性，虚构的代际冲突完全脱离时空语境和文化土壤。

影片仿佛害怕胡春蓉不够腐朽和僵化，继续加戏，让她化身成面目狰狞的权力上位者，试图展现某种东亚家庭控制与反控制。她拉着女儿诉苦，说她六年来骑着车带女儿去少年宫学习舞蹈又多么不易，许可对她说“我想学的不是舞蹈，是画画”，这句话十多年前她就没听，许可成年后她也没听见，反而将其视为培养女儿的勋章。还有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鸡肉”，许可一遍遍强调自己不爱吃鸡肉，胡春蓉总是选择性过滤，一遍遍给许可寄来鸡肉，甚至闯进许可家里烹饪好逼着女儿吃。

母女冲突到极致的时候，胡春蓉从冰箱里拿出鸡肉

母女冲突到极致的时候，胡春蓉从冰箱里拿出鸡肉，一块块地砸在地面上。令人窒息的场景，符合不少“父母是祸害”的刻板印象。

问题在于，胡春蓉在影片又不仅是权力上位者与冷酷的施害者，她又要表现出女性柔弱顺从的一面，比如在家政工作中遭遇骚扰，她选择忍气吞声；她还有现代女性富有勇气和开明的一面，比如她抛下“渣男”丈夫的勇敢出走，再比如她能在家政女工的戏剧工作坊表现出挑，能在夜场接过摇滚歌手的话筒唱得惊艳全场。腐朽、保守、控制，柔顺、胆怯、开放、多才多艺这些特质综合在一个角色身上，已经不是不可信，而成为奇观了。

导演和编剧偏偏要这么安排，恨不得把一百年来女性的所有观念、行为和特质都塞到这对母女身上，导致观众看她们的行为好像在刷短视频，跳跃、极端、毫无逻辑。

然而导演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塞各类热点工具桥段。比如让许可发现学生吃避孕药减肥，结果商家寄来打胎药，差点害死那个女孩，再借许可的口发表关于身材焦虑的宣言，与主题毫无关系，而且悲剧还建立在“商家寄错药”这种无厘头的极小概率事件上。再比如给许可做手术的医生（白客 饰），他反复强调这个手术必须要亲属同意书，以防止破坏处女膜后遭遇医闹，电影还特意让医生遭遇了一次未成年人怀孕诊断造成的医闹。医患关系紧张、未成年人性教育等议题又“成功”植入。

短视频一条接一条、口号一个接一个，唯独没有人

短视频一条接一条、口号一个接一个，唯独没有人物、没有电影。

影片中的男性角色也令人费解。“父亲”这一角色全程消失，只出现在母女俩的对话中，被封为“渣男”，但究竟做出那些渣事，电影却没有任何表现，只有胡春蓉在工作坊的分享时提到丈夫把自己心爱的花浇死了，这个桥段甚至在后半段借主角的口给消解掉，证明那盆花就是因为缺营养元素，父亲用茶叶浇花的行为更类似于“背锅”。

父亲有出轨吗？似乎没有，否则不至于妻子离家出走后连点外卖都要求助女儿。父亲有家暴吗？似乎也没有，否则以女儿的现代勇敢，应该早就把父亲送进监狱了。胡春蓉和女儿聊起丈夫，也提到当年他是大专生，有文化，后来开了茶叶店，也侧面证明父亲这个人物曾经有吸引力且无明显的悖德行为，考虑到胡春蓉出走后只能干家政工作，说明父亲的茶叶店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再结合他们70后的生活年代，茶叶店应该是赶上了市场化的时代红利，这一家人的经济水平应该不差。从影片中能推测出这家人的基本情况，父亲90年代大专生，下海经营茶叶店，母亲全职家庭主妇。父亲没有出轨、家暴、重男轻女，夫妻问题还是集中在东亚“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以及双方缺乏沟通的情感破裂。

这固然可以解释成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出走，但对父亲角色的塑造又显得荒诞，他始终缺席，无从申辩，只在电话里求助女儿怎么用手机点外卖。一个70后、有商业经验的中年人，即使再饭来张口，也不至于如此跟时代脱节。男性角色被处理为丑角没问题，但不能降低可信度，反而让男权社会下传统家庭模式的深层问题被一句“渣男”掩盖。

可以对比《出走的决心》，看看人家对那种窒息家

可以对比《出走的决心》，看看人家对那种窒息家庭关系的塑造，丈夫和孩子共同用母职绑架了母亲李红（咏梅 饰），她遭受的煎熬仿佛钝刀子割肉，无声，血慢慢沁出来，没人知道，甚至女儿一家还爬过来吸。对女性的戕害不来自于某个个体，而是更大的幽灵。女性应对要鼓足勇气、承担痛苦，出走不是愉快的郊游，顺便享受生活，更不是如胡春蓉这样悬浮和戏谑。

《我，许可》或许想对标电影《好东西》，试图拍出那种轻盈的童话感，于是又加了很多金句和喜剧桥段。两者一比，高下立判。《好东西》的聪明在于，它专注于那些具有现代意识、并且解决了基本生存困境的女性。这部影片发生在上海，两个女主，一个是单亲妈妈、中年资深媒体人王铁梅，一个是缺爱的乐队主唱小叶，两人互相帮助但不介入彼此的生活，直面身体的欲望、情感的缺憾，有时游刃有余地制造生活笑料，有时不得不面对破碎与重建。《好东西》描述了一种女性童话，暂时搁置了代际、阶层、经济等更复杂的议题，这些比性别问题更宏大更难索解，不如专注在人物上。因此，在《好东西》里我们看不到两代人撕扯，看不到经济困窘，甚至对渣男的描绘也不那么充满敌意，因为那里的女性，正直勇敢有阅读量。

许可似乎也算是“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女性，但导演塞进了太多本不该属于她的议题，导致她像那个划短视频的手指，机械地完成一个又一个不相关的指令。手术破坏处女膜，这个核心矛盾的设置就充满陈腐的味道，很难想象一个都市00后女性会把这玩意儿当回事。一个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充满控制欲又胆小怕事、满脑子贞操又能唱摇滚的母亲，这对割裂的母女最终要强行和解。

母女和解以许可开始吃鸡肉为标志。影片设定中，许可本来强烈厌恶鸡肉，最终强迫自己吃下鸡肉，还一边吃一边哭，据称这是“她愿意迈出理解妈妈的第一步”。这种套路暗含了一个陈腐的逻辑：代际和解以改变自我为代价。这绝不是一种健康的亲子关系，现代家庭关系或亲密关系中，应该以尊重对方为基本前提，接纳彼此的差异，孩子穿不穿秋裤、什么时候结婚，父母不必焦虑；父母跳跳广场舞，搞个黄昏恋，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孩子也不必多嘴。

爱彼此，接纳彼此，和而不同，而不是要介入甚至

爱彼此，接纳彼此，和而不同，而不是要介入甚至成为对方。许可含泪吃鸡肉的桥段，隐含着开始将母亲的控制进行内化的征兆，她所有的抵抗都在此刻失效。母亲成功地把吃鸡肉的行为植入女儿的模式，她不再纠结自己本来喜欢画画却被母亲要求学跳舞，也不再纠结母亲肆意闯入自己的房间，“主动”理解并成为母亲所要求的女儿。也就是说，主角许可在现代女性意识的成长线上，在母女关系上前进了一小步，在权力与被控制的层面后退了一大步。

看似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却往往依赖性别视角的机械降神。母亲唱了摇滚，参加了戏剧工坊，就忽然变成了现代女性，所有的结构性困境瞬间消失；男医生担心手术争议，只要换成女医生，所有的医患风险荡然无存。性别议题仿佛悬置在真空之中，这已经不是童话，而是幻觉了。

如果仅仅针对这部电影，我大可不必把这些荒诞之处罗列出来。让我不安的，是这部电影带来的公众评价，某瓣上高达8.2的评分，击碎了我对电影本体语言的认知。批评电影的人，都成了“bro急了”，关于这部电影，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让女性电影“先上说，再挑菜”。

我再次声明，即便抛开性别议题，《好东西》《出走的决心》也是优秀的电影，我很喜欢，也乐见其成。《我，许可》则显示出一种议题高于电影的鸡贼，立场先行，便可以打着“上桌”的旗号收获拥趸。

近年来流行“上桌”思维，包括但不限于性别议题

近年来流行“上桌”思维，包括但不限于性别议题。这是不顾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而强行设定结果中的表面公平。举个例子，美国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8%的大学生需要在大学阶段由老师补习高中数学，十年前这个数据不足1%。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根本不具备高中数学能力。他们“受益于”DEI政策，很多美国大学在录取时，取消了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参考，不少非裔美国人在没有掌握充分的知识和能力之前，就被补偿性地送进大学。

这就是“上桌”思维的体现，立场先行，不考虑历史因素和现实复杂性，直接要求结果正义，美其名曰“补偿”，但这种补偿，让不合格的大学生进入大学，让不合格的电影收获好评，且不容置疑。总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却忽视了改变的长期性。《好东西》轻盈前卫，《出走的决心》沉厚有力，都在各自的领域专注拍电影、回应真问题，它们没有借助上桌思维来强行上桌，反倒是许多跟风之作顶着上桌的口号来蹭饭，反倒激起更大的矛盾，那些本应上桌的，反而陷入无聊的争议被湮没。上桌思维，跨过了本来的社会问题，预设了另一重特权，保护了鸡贼的人来分一杯羹，只留下抛开问题的口水战，这便是“先上桌，后挑菜”的思维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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