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的语言戏剧艺术中国古典戏曲语言的特点
中国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戏剧塑造舞台形象，是通过剧中人的语言和动作来完成的，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语言。高尔基说：“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剧中人物之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依靠他们的台词”。戏曲塑造人物形象有多种手段，但最重要的手段莫过于曲词，凡抒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叙述重要的情节，渲染环境中的气氛，都离不开曲词的运用。抓住了曲词，才算抓住了这种艺术体裁的精髓。想象、夸张和借景抒情，是古代戏曲重要的艺术手法。前者以奇异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生活；后者则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意境美的传统，是一种形象化和富于诗意的表现人物的方法。著名曲艺评论家李渔对唱词的要求一是“贵浅显”，要做到“意深词浅，全无一毫书本气”。正是从这种要求出发，李渔批评了文人一致看好的《牡丹亭》，指出《惊梦》中的唱词，过分文雅，艰深曲折，脱离舞台。但戏曲唱词是韵文，具有文雅的语体风格，而文雅的语体又必然要使用典故与借用“成语”。因此，曲文的“浅显”并不排斥使用“成语”、“旧事”。二是要符合人物性格。三是要有“机趣”。对戏曲中的道白，李渔强调宾白对展示剧情与性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宾白要求“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简”、“意取尖新”。在戏曲语言上，王骥德主张本色，力诋明初邵灿等人作品中骈四骊六，绮绣满眼的头巾气。他认为“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认为“文词之病，每苦太文”。同时指出“本色之弊，易流俚腐”，认为“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汤显祖）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这种才情正是体现在戏曲那高度诗化的语言当中，表现为三种独特的美：
（一）、意美，就是准确生动而形象地表现性格，还可延伸为意态美或意境之美，“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 以《窦娥冤》为例，关汉卿杂剧的语言，通俗自然，明白如话，大量使用方言、俗语、谚语、成语，重叙事说理，直截了当慷慨激昂的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人物的思想性格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课文中的曲词更是直抒胸臆，高亢激昂，酣畅淋漓的表达了主人公的满腔怨恨，充分体现了古代戏曲曲词富于抒情性的特点。历来评论家都以“本色”二字概括关汉卿戏曲语言的特色，即语言通俗自然、朴实生动，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和个性，曲白相生，自然流畅，能为展开剧情和刻画人物性格服务，言言曲尽人情，字字当行本色。在课文中，指斥天地的场面高亢激越，冤气冲天，紧张急促；诀别婆婆的场面如泣如诉，哀婉凄惨，徐缓低回；三桩誓愿的场面感情如人.激荡如潮。慷慨激昂；这三个场面的描写，以质朴无华而富于韵味的浯言，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逐层深人地刻画了人物性格。课文中的曲词，都不事雕琢，感情真切，精练优美，浅显而见深邃。例如[快活三][鲍老儿]二曲，连用四个“念窦娥”，一写无辜获罪，二写身首异处，三写身世孤苦，四写婆媳情深，寥寥数语，百感交集，哀伤不尽，令人凄怆，刻画出窦娥与婆婆死别的悲痛心情；[滚绣球]全曲以及[一煞]中的“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的个性，语言平实，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不少古白话词语，如“只合”（只应该）“怎生”（怎么）都表述得十分生动。课文中的说白，如窦京向刽子手请求走后街不走前街的对白，以及窦娥与婆婆诀别时的对白，都是相当动人的，凝练而又明白如话，声气口吻酷似其人。课文中的曲白也配合得很好，如三桩誓愿的场面，三次用“白”提出誓愿，依次讲出“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若窦娥委实冤枉”“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三次用“曲”强化感情，依次对以相应的四个典故来抒发胸臆。曲白相生，语言朴素而富于感情，把窦娥为其冤屈而抗争的精神表达得深切而感人。关汉卿戏剧语言不事雕琢镂饰，呈其自然朴实的本色，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具有强烈的艺术韵味，被称道为“字字本色”，尊为“本色派”之首。关汉卿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惊人的，他可以根据生活本身所提供的语言来反映现实，充分为剧情和人物性格服务。窦娥对婆婆的一段说白，出自这个封建社会小媳妇的口里是那样的贴切，表现得是那么自然、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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